漫话湘黔古驿
漫话湘黔古驿来源：贵州政协报□文/图 杨涛声 古驿，是我国古代驿道和驿站(或驿馆)的合称。驿道为内陆交通主干道;驿站为交通主干道沿线的定点设立的管理机构。古驿道主要用于朝廷与地方的各种政务、经济、军事等公文信息传送、物资运输、军队调动、军用后勤补给和官员出行、调任与巡视，也是朝廷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掌控、社会制约、文化渗透和军事管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而驿站则是驿道设立的负责官方接待、信息传递、道路管理及军需供给的实际执行机构。驿道和驿站结合紧密，相互依存，组成配套完备的驿传系统，成为古代历朝帝王统治国家、巩固政权、稳定疆域的主要命脉。 古驿始于秦朝，兴于汉代，唐朝发展较快，宋代有新进展，但元代却停滞不前。直至明、清两朝帝王深知驿道驿站的特殊功能和特别紧要。就从国库不惜拨出巨资加速修建，最终才日臻完善，形成全国通达的驿网。据史料称，到明末清初，国内驿道有三百多条，驿站达三千五百多个。云南驿和湘黔驿是古驿中的两大交通要道。其中湘黔驿闻名遐迩，史家誉为“西南丝绸之路”，对平夷抚蛮，开拓疆土，连接外域，治国安邦，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为管制和开辟西南疆土，在黔东咽喉要地设无阳县(今镇远)，开始修筑从长江南岸的中心城邑湘东长沙府至黔西盘县的湘黔驿道。因古代历朝战乱连绵不断，帝王官宦骄奢贪腐，国库常空虚拮据。加之湘黔广袤辽阔，崇山峻岭，为边远蛮荒之地，施工异常艰难，可谓寸步难移。这条湘黔驿道经过隋唐宋元几代断断续续修筑数百年，到明朝永乐年间才加快了筑路进度。直至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这一消耗巨额钱财、无数人力物资、路途艰难险阻的浩大工程，才总算全线勉强疏竣，可以通行。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大清日益昌盛，国库充盈，康熙帝下旨重新整修湘黔、云南驿道驿站，将湘黔滇三省驿道连接起来，目的在于沟通内地和边域的经贸往来;部署戍边军队固守疆土;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外域各国的交往通道。这次由各地方分段实施的筑路施工，又历时半个多世纪，到雍正帝即位时，湘黔驿道才成为一条完整通畅、路况较好的西南交通大动脉。 湘黔驿道东起湖南长沙，西至贵州盘县，全长二千一百公里。其中湘中境内路段约九百六十公里;黔中境内路段约一千零四十公里。湘中路段因地势平坦开阔，修筑的路面比较规范宽敞，多用碎石沙砾铺砌，可行驶战车、马队和大批军士。出湘西入黔东，进入武陵山余脉，衔接苗岭山区，到处重峦迭嶂，山高谷深，地形险峻，修筑驿道极其艰难，只能因地制宜。开凿的路面宽窄不一，主要用山沙、石板铺砌而成。黔中境内的驿道多为蜿蜒小径，崎岖陡峭，凶险难测。莫说是大型战车无法行进，就连骑马步行都得格外谨慎小心，以防坠入悬崖深渊。 湘黔驿道沿途都设有驿站(有的称驿馆)，它们牢牢把握着全线交通运输的命脉。清代初叶，湘中驿道自长沙府到宝庆府，沿途设有衡阳、邵阳、洞口、榆树湾、芷江、资阳、枫林铺、宝庆等十几个驿站。进入贵州，黔中驿道自黔东镇远府到黔西盘县，沿途设有玉屏、青溪、镇远、施秉、旧州、马场坪、贵定、龙里、贵阳、安顺、镇宁、普安、盘县等二十多个驿站。从清代开始，驿道和驿站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尤其是驿的设立更为严密。驿下设站，站下设铺。镇远府有两大驿：镇远驿和偏桥驿，下设镇远站、偏桥站，站下设府前铺、蕉溪铺、白羊铺和司前铺、甘溪铺、谷定铺，分别由镇远、施秉两县知县管理。其它如天柱县前铺，台拱在城铺，清江在城铺的共三十九个铺，分别由天柱知县，台拱同知和清江通判管理。镇远驿设驿丞一名，驿吏一名。镇远府铺兵共有一百八十七名;贵州全省铺兵总计一千二百九十八名。驿站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生活待遇，朝廷都作了明确规定。据《镇远府志·邮传》记载：“贵州通省各驿，于顺治十五年原设二十四驿，每驿额设官马五十匹，马夫二十五名，一切马价、草料、药饵、脚涩、鞍屉、马夫工食及差使供给，俱于马馆秋粮内动支。” 清顺治之后的接连三个皇帝对湘黔驿道驿站建设都很重视，特别是对其管理上不断进行改进和调整。这在史料中有所记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贵州巡抚慕天颜奏请朝廷将龙里等驿站裁去马五匹，马夫二名。通省各驿每季补马七匹，每匹定价银二十九两五钱五分。雍正二年(1725年)，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朝廷，省内各驿按照云南、广西为例，每匹马银价二十二两。乾隆二年(1737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比照云南驿马数向朝廷奏准增添贵筑首邑驿站马十匹、马夫五名。其余各驿站增马五匹、马夫二名。每一匹马日支豆草银五分，料谷停止支领。增马夫一名，日支工食银四分，粮米停支领。以上是贵州各驿的管理实情。邻省云南、广西各驿管理状况也大致相同，只是湖南因经济条件较好，各驿站管理和待遇上比贵州略胜一筹。总之不难看出，当时大清王朝对增大西南驿道驿站投入，加强边陲建设，稳定疆域安定所采取的措施行之有效，符合国家利益。 湘黔驿道在古代，尤其是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间，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作用。首先，它是一条军事战略要道。在逾百次不同规模的各类战事、数百万敌对双方将士拼杀中，征战者和被征战者都必须依仗这条生命线运输辎重，调兵遣将，克敌制胜。各朝历代帝王之所以能够征服大西南，并能巩固和开发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也靠的是这条“黄金”驿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朝廷派二十四万大军征战并剿灭黔北大土司杨应龙的十四万守军的“平播之战”;清咸同年间，朝廷用长达十八年时间，先后派重兵十七万余人，征剿以张秀眉为首的黔东苗族起义的平蛮之战;以及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西征大渡河畔紫打地(今安顺场)，围困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余部的围歼之战;这些史上的重大战役都是无数将士通过这条驿道奔赴前线的。那时的湘黔驿道上弥漫着翻滚飞扬的尘土硝烟，洒下了古代军人的足迹血汗。正是因为有这条驿道，历代帝王开疆拓土的勃勃雄心才得以实现，中国西南版图才会日益扩大恢宏。 湘黔驿道不仅是军事要道，而且是开发西南经济的大动脉。古代西南边域多为土著少数民族，虽人少贫弱，但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正是历代帝王所急需获取的。修通后的湘黔驿道，路面狭窄，崎岖难行，除湘中一段可用战车运输物资外，在黔地境内几乎都是人挑马驮。因此，成群结队的马帮便成为活跃在苗岭、乌蒙山区驿道上的民间自发组织的运输大军。它们从湘、鄂、赣、粤、苏、皖、浙、闽等内地，向黔、滇、川、藏等地运去多种机械、器具、布匹、食盐、茶叶等，以及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用品;又从西南诸省向内地运回各类矿石、木材、桐油、皮毛、药材等工业原料和山地土特产品。仅以黔东镇远为例，从明清两朝至民国早期，镇远作为贵州东部最大的州府所在地，一直占据着湘黔川三省物资集散地的重要地位。据史料可查，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每日镇远舞水河畔十几个码头停泊大小商船一百二十余只，装卸各类货物八百多吨，一年达到二万五千多吨。由此可以断定，湘黔驿道沿线上百座城镇和数千个乡村的物资日复一日地物流运转几百年，那是一个无法估算的巨额数值。这些物资通过无数马帮经湘黔驿道运输到西南各地，致使内地与边区物流通畅，从而保障民众能够世代生息繁衍，逐步推进了西南经济的不断发展，基本稳定和巩固了中央朝政对西南这片疆土的统治局面。 明代中期之前的西南地区，民众不仅思想禁锢，精神愚昧，科技、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直至清代中叶后，随着湘黔驿道驿站的逐步修建贯通，从中原、江南内地由朝廷派遣的西征蛮夷、开拓疆土的大批将士，渴望到边远地区无数求财“淘金”的大小商贾，还有为寻找生存出路的众多西迁移民，都在不同时期一代又一代地涌入云贵川三省。这些汉人带来了新潮思想和开化文明;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经过与土著民长期不懈的相处、碰撞、争斗，最终基本达到彼此情感融洽，和睦相处，共建边疆家园。他们引入屯垦机制，推广农耕技术，传授经商之道，兴建书院学府，倡导教育为先，竭力培养人才。这里特别值得颂扬的是，因为有了湘黔驿道，明清两朝有一批名人贤士才能沿着这条道路走进西南的壮美山川，带来新奇的哲学思想、精粹文化和民族精神。明正德元年(1506年)，被尊为“心学之圣”的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因奸臣刘瑾陷害，从朝廷兵部主事谪贬至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一名驿丞。他骑马赴任时，日行湘黔驿道，夜宿沿途驿站，进入黔东玉屏、镇远、施秉、黄平等府县，宣扬建书院办学的功德，亲自为书院学子讲课授业。他离去不久，黔东便陆续建起了十几个书院。抵龙场后，他妥善管理驿站事务，同时经常到苗侗民族地区考察，深受启发和感悟。随后他建书院(后称阳明书院)讲学论道，在著名的“龙场悟道”中，提出“知行合一”的心学，成为影响当时及之后数百年的哲学思想，倍受国内外哲学界推崇，湘黔两地更是受益匪浅。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十三岁的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从广西进入黔中贵阳，踏上湘黔驿道西段旅途。他游览了黄果树、盘江，入云南驿道，观赏了石林、滇池、苍山、洱海，最终到达滇西腾冲。他把浪漫、惊险、传奇的一生漂泊经历，撰写成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一书。其中沿湘黔驿道贵阳至盘县一段的美妙奇景，让他叹为观止，并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题词诗文，为贵州山野乡土文化注入了世代生辉的灵气与活力。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代名臣、民族英雄林则徐，中进士入朝授编修职。不久调任江西乡试副主考官。后提任云南乡试正主考官。他带着随员骑马前往云南上任，选择了湘黔驿道这条捷径。入黔东至贵阳，沿途历尽千辛万苦，感慨嗟叹。他挥笔写下了许多激越奔放、赞美河山，触景抒情的动人诗篇，至今仍在黔地民间流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调任云贵总督。三年后他扶妻灵柩回归福建故里，第二次从云南驿道转行湘黔驿道。虽无瑕观景览胜，但经过黔东镇远时仍留下了他的诗迹。从上述几位明清时期的圣贤名士的特殊经历可以看出，能够在滇黔湘三省传播先进文化，启迪文明思想，创造精神财富，首先应当归功于这条绵延三千里的湘黔驿道。 从汉代至元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我国与西域、东亚诸国交往甚多。明清两朝，我国与西南外域多国来往更加密切，其交通主干道就是湘黔驿道，它是国内与东南亚相连的最便捷通畅的路线，有“西南丝绸之路”之称。朝廷赴东南亚的外交使节、出访官员、经商贾民、文化学者、宗教信徒等，都从湖南长沙府始发，途经贵州东部镇远府，到达黔西盘县。在完成这条湘黔驿道行程后，进入云南驿道，经楚雄、大理、保山，直达腾冲驿道终点。然后分别从两条茶马古道抵瑞丽或景洪出境，进入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及西亚波斯湾沿岸国家。这些外域国家各方面人员进入中国，也同样走这条驿道。双方人员不畏艰难险阻，跋涉千山万水，日夜兼程数月，才能各自了却宏愿，成就使命和业绩。明洪武年间，镇远城东舞水河上始建舞溪桥。此桥是湘黔驿道的必经要冲。清光绪四年(1878年)，镇远知府汪炳敖在桥上建“状元楼”，上有一副楹联：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夷路，缅人骑象过桥来。此联成了古代我国与东南、西亚各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见证。 湘黔古驿已被历史烟尘掩盖了几百年，但残留下来的一些遗迹至今仍依稀可见。它们似乎在呼唤着当今的人们：切莫忘记昔日湘黔先民的聪慧才智和献身精神，以及古驿的丰功伟绩。我们有必要继续寻觅湘黔古驿的更多遗迹，并对这笔幸存下来的宝贵遗产倍加保护和珍惜，应该说这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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