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迁徙正在中国上演！是贵州还是湖南？决定关乎未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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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困境二:短期血拼让利,长期“利好”未必

       记者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对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最感兴趣、承接最多的是县域层面。

    很多省、市、县三级都出台了一揽子招商优惠政策,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尽快转得了、稳得住、增强竞争力。值得警惕的是,前些年中西部一些地方备受诟病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战,正集中“转移”到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一些县域之间已有“恶意竞争”的迹象。

    中部某县为全国有名的“沙发之乡”,号称“肩扛沙发走天下”,在全国200多个县区有近7万人从事沙发生产和销售,如今借助产业转移契机,已将家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卧榻之侧”杀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隶属另外一个地级市管辖的邻县,近两年在土地、财政方面祭出优惠政策,提出打造千亿级家居产业链。两县的原材料都是从广东运来,面对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对手强有力的优惠政策,“沙发之乡”有关官员倍感焦虑,望“惠”莫及。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地区。记者随意对比了位处同一地级市的两个县的招商政策后发现,在优惠力度方面大致相当。如,甲县提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财政所得部分“三免两减半”,乙县则是自投产之日起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留成部分,县财政前两年按70%、后三年按50%的标准等额补助给企业。

     在外贸方面,甲县提出,第一年1美元奖励0.03元,以后新增部分1美元奖励0.01元,存量部分1美元奖励0.015元;乙县则提出,新增外贸进出口,按1美元0.03元奖励,补贴两年。

       标准厂房租房补贴、贷款利息补贴50%、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专利获批奖励……地方政府给转移企业的优惠层出不穷。

    “类似这样的招商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恶性竞争。对吸引沿海产业落地内陆地区虽然是一种利好,却在无形中导致县区之间的财力比拼。”一名县招商干部说,产业落地之后如果不能形成良性的贡献,将对地方财力造成很大损耗。

    一些地方尽管受制于债务问题,还是咬紧牙关力所能及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有的招商干部感叹,如果没有这些优惠政策,政府有什么手段招商,凭什么让这些企业到你这里来?

   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近年该省承接产业转移与其他省相比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政策支撑不硬”——出台的政策干货不多;有的部门出台了政策,但缺乏操作性;与中西部其他省市相比,资金支持力度弱,效果反差大。

   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优惠“比拼”空间。中部某地反映,由于无法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免征关税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我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层面先天不足”。

    承接产业质量不高,是不少地方存在的突出问题。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引进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项目;产业链不完整,大多数企业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处于产品价值链底端,产品增值率和企业利润都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集聚度不高,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大产业集群。

       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代工”生产，正好处于“微笑曲线”低部。

     总体而言相对利润率较低,在新迁入地能有多少贡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代工、贴牌现象突出,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多大?地方政府短期让利,消耗地方生产要素,加重地方债务,能否带来长期利好?能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推动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中西部地方政府在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必须面对的考问。

    记者在中部某县城郊见到:产业转移园里分布着几十家企业,不少冷冷清清,有的已经停产;而附近不远,县里新开辟的一块对接转移产业的区域,挖掘机轰轰作响,热火朝天。“猴子掰苞谷,捡一个掉一个”的承接产业现象,在一些地方正在上演。

    血拼的优惠政策,使部分企业得到“便宜”。然而,由于这些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对企业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陷阱,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3、困境三:产业转移大潮，天女散花力量分散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一些优势地区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集中度,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产业转移向中西部不同地区呈放射状延伸后,如同“拳头”散开的手指,面临力量分散的现状。

        应该说,对于产业转移中的承接无序、产业雷同问题,国家、省、市三级层面都有注意、引导。

     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2018年又修订发布。目的之一是着眼于解决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承接地之间盲目竞争、产业无序流动和落后生产能力转移等问题。

    被寄望当好全国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的湖南省,明确示范区各市州的主导产业,推动示范区各市州走差异化、特色化的路子,避免产业雷同,防止同质化的恶性竞争。近年来,该省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整体呈现出由低端到高端、由粗放到两型、由分散到集群、由配套到总装、由分厂到总部的发展趋势。

    尽管上级行政层面敲“警钟”,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后一公里”的县级经开区、工业园、集中区,却一定程度上按“惯性”前行。

    从记者的调研看,由于视野受限、信息不对称,他们有的没有注意到产业雷同问题;有的产业链招商的思路清晰,但受制于行政能力和财政手段,有心无力,难以协调其他事实上为竞争对手的县域、市域错位发展。

     中部某市政协在研究产业转移时反映:市区周边的工业集中区、经开区、高新区,缺乏差异化发展的产业规划布局,加上政策手段有限、资源优势相似等原因,园区之间出现同质化业态、重复招商和资源浪费,导致在本区域形成无序竞争。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产业分散,原本的集群优势正在下降。无论是电子信息,还是机械加工,曾在沿海地区抱团发展的产业集群在转移时,像蒲公英一样四处散开。

      一名将企业搬到内陆地区的企业负责人观察了3年后发现,一些转移到重庆、江西等地的同行,由于无法形成相应的规模效应,不得已再搬回沿海地区。“感觉像是一个蜂窝突然受到惊扰,蜂群四散开来。但它们在外无法独立生存,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蜂巢。”

    中部某地级市官员在部署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时提出,不能走简单拼资源、拼土地、拼税收的老路;要特别注意错位发展,防止招商引资“互挖墙脚”、恶性竞争。从地市层面对各县区进行正确引导调控,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龙南、全南、定南三县,是江西对接珠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第一站。过去,这里也存“三国演义”内耗的现象。2017年,赣州强势主导,打造“三南”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地产业园,同时将全南工业园、定南工业园、“三南”示范园纳入国家经开区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统一招商政策,新增财力由市本级和“三南”按一定比例予以分成。

   赣州优惠产业政策不搞“天女散花”,紧紧瞄准电子信息产业,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引导基金,推动与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合作,设立国家级“三南”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检测中心……从实践来看,“三南”经济发展态势强劲,发展环境优化,主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度和首位度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

       湖南省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跟记者谈道:以前招商引资走过弯路,发现来的不少是落后产能,是低档次的,孤军作战又无法生存。

      “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这位负责人说:“现在要更多考虑优质产业链招商,只有来得好、接得住,才能留得下。”

下篇：未来三问

        当潮流来临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兴奋中带有不安,期待中夹着迷茫。

     产业转移事关转移企业的“身家性命”,事关无数民众的就业生计,也事关中西部承接地的经济兴衰,更事关区域发展的协调与否。尽管之前多轮产业转移,能够提供一些规律性启示,但是时代变迁和当下形势,又给我国正在演化的沿海产业转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命题。

    20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韩实施产业转移;60年代末,产业转移浪潮又由美国、欧洲、日本转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后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美、欧、日和“亚洲四小龙”又向我国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正在我国沿海开始的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一般被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际。

     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的迁徙地都是指向海外不同的是,第四轮产业转移多了可选择的路径。一条路是迈向东南亚,以及中亚、非洲等地,一条路是指向内地尤其是中西部。

     规模、体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一部分,如三星的手机制造,以及一些上规模的国内纺织厂、鞋厂等,已转移到东南亚。而大量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作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则没那么容易,十分纠结。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

    湖南郴州宜章县经开区的一栋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外销的立体书和贺卡。这是一家总公司在广东江门、刚转移至此不久的企业。这栋厂房的“前主人”是一家2012年前从东莞转移而来的鞋厂,2016年又转移到越南。

      郴州适美手袋有限公司正考虑在越南建一个加工厂,“虽然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省份依然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红利正逐渐打折扣甚至消失。”总经理陈集灯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仍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潜力,这是吸引许多沿海企业的直接原因。

    “招工难”在内地也频亮红灯。调查显示,现在内地招工难不比沿海轻松,一是留守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二是农村二代三代工人一般都向往沿海城市生活,不愿留在本地;三是一些转移企业开工不足,对工人来说,长期稳定有事做才是最吸引人的;四是内地一些地方社保缴存比例较高,间接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供地荒”也在内地时有呼声。土地是吸引沿海部分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各地招商引资或企业升级提质往往受制于“用地”瓶颈。

   中部某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本市面临“用地严重不足”的考验。许多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因用地不足或用地审批期限过长而“悬在半空”,致使项目无法落地。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些产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也让部分企业选择提早将企业迁至东南亚国家。

     一家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不仅可以免去现有的美方加征关税,而且还可以借助当地人力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抵销企业外迁所带来的损失。

    不过,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在越南等国家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提到最多的是,当地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管理理念的排斥、守时信用等认知差异。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生产成本降低了,同时降低的还有生产效率。”

      湘南一位做手机的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他熟知的一位同行将工厂搬去东南亚,原材料在中国,要海运过去,损耗30%,快“拖死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跟风式”配套型企业。

      湖南宜章一家电子工厂的总部在广东东莞,该厂管理人员反映,他们一直在给台湾地区一家老牌知名电子企业做供应商。当“老大”已经布局印度和东南亚时,他们一部分产能也跟着迁徙。

       2、转移企业的“存活期”有多久

      为了追逐低廉的生产成本,一些从台湾、香港等地流动而来的企业,如今流动到中西部。当中西部地区包括土地、劳动力、环保等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之后,它们能停留多久?有多少能够扎根,多少就此消失,多少继续远走他乡?

    2008年,记者到湖南南部某县采访时,当地政府官员正为引进“第一个外企”而倍感振奋。他向记者谈道:要敢于对转移来的企业“让利”。2019年,记者重访这个县时,听闻这个曾占据所属地级市外贸半壁江山的企业,在数年前已经关停。

     这个县的经开区内,2016年有两家税收贡献较大的鞋厂,已经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分别于2011、2012年从广东而来。“招工难度增大,劳动力成本增高,是他们转走的重要原因。”当地经开区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市场规律,不得不走。”

        他坦言,近20年来,所在经开区招商引资经历了从“捡到篮子都是菜”的盲目阶段,到现在选商的转变。

    2012年,记者在湖南南部另一县工业园区采访一家从广东而来、成为全县引进产业转移标兵的香港制衣厂。2019年,记者了解到这个企业由于受制于订单减少、工业园交通不便等因素,已经将原厂房闲置,苦守在县城分散经营。与它同期转移而来的鞋厂、制衣厂也大都搬走了。形成明显对比的,这些年当地引进的一批电子生产企业经营形势较好。

      扎根湖南省宜章县多年的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谈到未来发展时心有隐忧。产品售价会不断下降,人工成本增高,怎么办?企业的对策为两条:一是提升自动化水平,省下人力成本;二是做大市场规模,不辞退员工。

    他谈到,同行一家企业从深圳宝安转移到江西,很长时间不能正常生产,做不出产品,置身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他赞同沿海企业在原地生产的同时,在内地扩建新厂;如果全部停产后新建,中间可能出现脱节。

    蓝思科技转移到湖南13年，截至2019年6月,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00多件,产品由智能手机扩展到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智能汽车等终端领域,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成为湖南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但并非所有转移到内陆地区的沿海企业,都能够在转型中不断走向制造业的高端,找到与当地资源融合的道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这也暴露了沿海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的一个新问题:转移之后能坚持多久?

    “我们是转到湖南,有的同行转到云贵川。从我了解本行业的情况看,有的成功了,有的灰溜溜回家了,失败的占比不小。”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做过一番调查。他发现,转移到部分内陆省份的同行企业出现了一小波回流潮。这些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时义无反顾,但重新迁回沿海省份时也毫不犹豫。

    王杰说,转移到内陆地区后，厂房建设、人员招聘、物流通道、客户维护等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挑战。“尤其是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动辄就是上亿元,如果不能迅速投产,很可能就倒在了第一步。”

    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认为,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生态,也是决定内迁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想让内迁企业落地且生根,这家企业要么是被相关配套企业包围着,要么就是成为整个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没有快速抵达加工车间的配套零部件,再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再熟练的工人,都难为无米之炊。”蔡勇说。

    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需要防止传统产业在空间转换中的简单复制。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冰建议,要努力实现在发展中承接,在承接中提升。“否则,这样的转移将只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简单跳跃,既扎不住根,也留不下什么。”

       3、产业转移的黄金期还有多久

      在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调研,记者发现多方都期待得到一个答案: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热潮会持续多久?

    答案的获得,对于他们把握这一轮机遇,做好规划与对接,具有现实意义。前三轮承接地的产业转移时间一般都在20年。那么,新兴的一轮是否也是20年?

    2009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沿海产业转移潮流开始涌起,湘南一个紧靠广东的地级市举行的全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大会上,当地一位官员作动员讲话时说,这一轮产业转移预计为5年左右,机遇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本市将成为发展的塌陷区,必须增强紧迫感,采取最大的力度、最硬的措施来抓承接产业转移。

     10年过后,涌往当地的产业转移没有退潮,而是潮逐浪高。2019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为契机,全面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和东盟自贸区,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密切与大湾区产业、人才等协作”。

        2013年,湖南省时任商务厅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是产业转移的黄金期”。

     由于产业转移呈现不同地区梯度转移的态势,记者调研发现,中西部不同的地区,对产业转移会持续多久有着不同的答案。如果说,对于湖南这样的中部省份而言,产业转移的大潮已经来临,那么对于相邻的西部省份贵州而言,潮头才刚刚抵达。

       打火机产业在贵州浮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向中部再向西部梯度转移的表征之一。

     2019年10月,贵阳海关发布消息,贵州省2019年出口打火机1065批次,出口货值突破1亿美元。自2015年贵阳海关承接湖南打火机产业转移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市打火机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贵州省出口龙头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就业、精准扶贫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贵阳海关统计,2015~2018年,贵阳关区出口打火机由142批次增长到855批次,货值由1306万美元增长到7983万美元,分别增长502%和511%。

     打火机辐射到贵州,连接湖南与贵州的沪昆高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是贵阳海关的分析。贵州是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贵阳成为西部的高铁十字形交叉枢纽。如何把交通改善后的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贵州省一位权威人士认为,承接产业转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之举。“如果西部不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那么相当一部分将转移到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