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迁徙正在中国上演！是越南、印度？还是贵州、湖南？下篇

下篇：未来三问

当潮流来临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兴奋中带有不安,期待中夹着迷茫。

产业转移事关转移企业的“身家性命”,事关无数民众的就业生计,也事关中西部承接地的经济兴衰,更事关区域发展的协调与否。尽管之前多轮产业转移,能够提供一些规律性启示,但是时代变迁和当下形势,又给我国正在演化的沿海产业转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命题。

1、向内还是向外

20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韩实施产业转移;60年代末,产业转移浪潮又由美国、欧洲、日本转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后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美、欧、日和“亚洲四小龙”又向我国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正在我国沿海开始的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一般被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际。

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的迁徙地都是指向海外不同的是,第四轮产业转移多了可选择的路径。一条路是迈向东南亚,以及中亚、非洲等地,一条路是指向内地尤其是中西部。

规模、体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一部分,如三星的手机制造,以及一些上规模的国内纺织厂、鞋厂等,已转移到东南亚。而大量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作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则没那么容易,十分纠结。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

湖南郴州宜章县经开区的一栋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外销的立体书和贺卡。这是一家总公司在广东江门、刚转移至此不久的企业。这栋厂房的“前主人”是一家2012年前从东莞转移而来的鞋厂,2016年又转移到越南。

郴州适美手袋有限公司正考虑在越南建一个加工厂,“虽然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省份依然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红利正逐渐打折扣甚至消失。”总经理陈集灯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仍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潜力,这是吸引许多沿海企业的直接原因。

“招工难”在内地也频亮红灯。调查显示,现在内地招工难不比沿海轻松,一是留守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二是农村二代三代工人一般都向往沿海城市生活,不愿留在本地;三是一些转移企业开工不足,对工人来说,长期稳定有事做才是最吸引人的;四是内地一些地方社保缴存比例较高,间接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供地荒”也在内地时有呼声。土地是吸引沿海部分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各地招商引资或企业升级提质往往受制于“用地”瓶颈。

中部某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本市面临“用地严重不足”的考验。许多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因用地不足或用地审批期限过长而“悬在半空”,致使项目无法落地。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些产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也让部分企业选择提早将企业迁至东南亚国家。

一家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不仅可以免去现有的美方加征关税,而且还可以借助当地人力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抵销企业外迁所带来的损失。

不过,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在越南等国家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提到最多的是,当地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管理理念的排斥、守时信用等认知差异。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生产成本降低了,同时降低的还有生产效率。”

湘南一位做手机的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他熟知的一位同行将工厂搬去东南亚,原材料在中国,要海运过去,损耗30%,快“拖死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跟风式”配套型企业。

湖南宜章一家电子工厂的总部在广东东莞,该厂管理人员反映,他们一直在给台湾地区一家老牌知名电子企业做供应商。当“老大”已经布局印度和东南亚时,他们一部分产能也跟着迁徙。

2、转移企业的“存活期”有多久

为了追逐低廉的生产成本,一些从台湾、香港等地流动而来的企业,如今流动到中西部。当中西部地区包括土地、劳动力、环保等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之后,它们能停留多久?有多少能够扎根,多少就此消失,多少继续远走他乡?

2008年,记者到湖南南部某县采访时,当地政府官员正为引进“第一个外企”而倍感振奋。他向记者谈道:要敢于对转移来的企业“让利”。2019年,记者重访这个县时,听闻这个曾占据所属地级市外贸半壁江山的企业,在数年前已经关停。

这个县的经开区内,2016年有两家税收贡献较大的鞋厂,已经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分别于2011、2012年从广东而来。“招工难度增大,劳动力成本增高,是他们转走的重要原因。”当地经开区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市场规律,不得不走。”

他坦言,近20年来,所在经开区招商引资经历了从“捡到篮子都是菜”的盲目阶段,到现在选商的转变。

2012年,记者在湖南南部另一县工业园区采访一家从广东而来、成为全县引进产业转移标兵的香港制衣厂。2019年,记者了解到这个企业由于受制于订单减少、工业园交通不便等因素,已经将原厂房闲置,苦守在县城分散经营。与它同期转移而来的鞋厂、制衣厂也大都搬走了。形成明显对比的,这些年当地引进的一批电子生产企业经营形势较好。

扎根湖南省宜章县多年的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谈到未来发展时心有隐忧。产品售价会不断下降,人工成本增高,怎么办?企业的对策为两条:一是提升自动化水平,省下人力成本;二是做大市场规模,不辞退员工。

他谈到,同行一家企业从深圳宝安转移到江西,很长时间不能正常生产,做不出产品,置身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他赞同沿海企业在原地生产的同时,在内地扩建新厂;如果全部停产后新建,中间可能出现脱节。

蓝思科技转移到湖南13年，截至2019年6月,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00多件,产品由智能手机扩展到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智能汽车等终端领域,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成为湖南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但并非所有转移到内陆地区的沿海企业,都能够在转型中不断走向制造业的高端,找到与当地资源融合的道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这也暴露了沿海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的一个新问题:转移之后能坚持多久?

“我们是转到湖南,有的同行转到云贵川。从我了解本行业的情况看,有的成功了,有的灰溜溜回家了,失败的占比不小。”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做过一番调查。他发现,转移到部分内陆省份的同行企业出现了一小波回流潮。这些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时义无反顾,但重新迁回沿海省份时也毫不犹豫。

王杰说,转移到内陆地区后，厂房建设、人员招聘、物流通道、客户维护等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挑战。“尤其是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动辄就是上亿元,如果不能迅速投产,很可能就倒在了第一步。”

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认为,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生态,也是决定内迁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想让内迁企业落地且生根,这家企业要么是被相关配套企业包围着,要么就是成为整个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没有快速抵达加工车间的配套零部件,再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再熟练的工人,都难为无米之炊。”蔡勇说。

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需要防止传统产业在空间转换中的简单复制。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冰建议,要努力实现在发展中承接,在承接中提升。“否则,这样的转移将只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简单跳跃,既扎不住根,也留不下什么。”

3、产业转移的黄金期还有多久

在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调研,记者发现多方都期待得到一个答案: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热潮会持续多久?

答案的获得,对于他们把握这一轮机遇,做好规划与对接,具有现实意义。前三轮承接地的产业转移时间一般都在20年。那么,新兴的一轮是否也是20年?

2009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沿海产业转移潮流开始涌起,湘南一个紧靠广东的地级市举行的全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大会上,当地一位官员作动员讲话时说,这一轮产业转移预计为5年左右,机遇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本市将成为发展的塌陷区,必须增强紧迫感,采取最大的力度、最硬的措施来抓承接产业转移。

10年过后,涌往当地的产业转移没有退潮,而是潮逐浪高。2019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为契机,全面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和东盟自贸区,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密切与大湾区产业、人才等协作”。

2013年,湖南省时任商务厅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是产业转移的黄金期”。

由于产业转移呈现不同地区梯度转移的态势,记者调研发现,中西部不同的地区,对产业转移会持续多久有着不同的答案。如果说,对于湖南这样的中部省份而言,产业转移的大潮已经来临,那么对于相邻的西部省份贵州而言,潮头才刚刚抵达。

打火机产业在贵州浮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向中部再向西部梯度转移的表征之一。

2019年10月,贵阳海关发布消息,贵州省2019年出口打火机1065批次,出口货值突破1亿美元。自2015年贵阳海关承接湖南打火机产业转移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市打火机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贵州省出口龙头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就业、精准扶贫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贵阳海关统计,2015~2018年,贵阳关区出口打火机由142批次增长到855批次,货值由1306万美元增长到7983万美元,分别增长502%和511%。

打火机辐射到贵州,连接湖南与贵州的沪昆高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是贵阳海关的分析。贵州是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贵阳成为西部的高铁十字形交叉枢纽。如何把交通改善后的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贵州省一位权威人士认为,承接产业转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之举。“如果西部不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那么相当一部分将转移到东南亚。”

“广东企业家到贵州投资面临多重红利。”2019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贵州“东西协作产业合作”对接会上,贵州省省长一口亮出五重红利:

一是战略红利,完全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布局;二是区位红利,立体快捷交通网络正全面提升贵州在西南地区的区位优势;三是市场红利,贵州有3600万常住人口,人均GDP已突破6000美元,正处于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每年还有9亿多人次的游客；四是平台红利,拥有多个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及近100个产业园区,可承接广东投资项目迅速落地；五是政策红利,贵州正享受国家多重政策支持,企业开办时间仅为3.2天。

贵州开出的五重红利,一定程度上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自信姿态的缩影。

从记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的存留时间,将会呈现同世界范围内不一样的形势,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时间更长,转移的地域会更宽广。

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消费潜力巨大,紧靠国内市场的优势,将降低企业的成本;二是由于机器人的替代,一部分利润价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减少对人力的依赖,从而可以不必为劳动力而迁徙;三是中国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从东部到中部、到西部,会呈现产业转移“接力”的壮观景象。

1990年代，韩国LG电子株式会社与长沙曙光集团合资兴建LG曙光电子有限公司，将彩色显像管生产能力从韩国转移一部分到长沙。不到20年，这个曾经产销红火，工业产值占据长沙市工业企业“龙头地位”的公司，歇业关闭，韩国LG悄然离场。

“这里没有研发机构，我们只不过是LG的一个车间而已，他们说撤就撤。”长沙经开区一位负责人对记者曾经这样反思，来自韩国的这次产业转移如雨过地皮湿，又如一场梦幻随风而逝。最终挑起经开区工业产业大梁的，还是本土生长崛起、有核心研发技术的工程机械产业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富有产业转移嬗变象征意味的是，在这片倒闭工厂的旧址上，不久又迎来了新的主人——从沿海转移而来、做智能手机面板起家的蓝思科技，继首发地浏阳经开区之后，由于成长迅猛，扩大产能于此。

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奔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潮,如今正在中国大陆择流奔涌。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未来图景最终如何呈现,将由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