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原因初探（之三） 文/刘越楼

  （接上之二）

     三、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充分体现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融古今之哲思，汇实践之真知，取马列之精华，集战略之大成，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思想武器，尤其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主席并非军事科班出身，绝大多数红军将士都是工农子弟，参军前也没有学习过军事，然而，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却成为了国共两军对弈中笑到最后的一方，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述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以长征中“四渡赤水”为例，战役初期的进程根本就不是红军事先设计出来的，一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土城被敌人拖入消耗战，且即将陷入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的险境，毛泽东为了让红军摆脱敌人的包围圈，而被迫选择的战术方案。二渡赤水一是为了避免红军主力与40万敌人重兵正面作战，二是因为蒋介石将大部队调动到了川黔边境、黔北兵力空虚，黔北形成了对红军作战有利的态势，毛泽东果断决策，红军主力二次攻击黔北，二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三渡赤水是毛泽东为了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寻找突破口，指挥红军主动出击，以其中一部佯装红军主力，强攻鲁班场，做出与敌人决战之势，诱使敌人主力部队向鲁班场倾巢出动，当敌军主力被牵制后，毛泽东已率红军主力从茅台渡河，完成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红军前三次成功渡过赤水的基础上，将方寸已乱的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次军事行动。面对蒋介石调集的中央军和川滇黔40万大军，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的一个团佯装红军主力，诱敌向西。同时，毛泽东调红军一部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被吓得惊慌失措，急调驻守云南的部队增援贵阳。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力向黔北前进，做出主力部队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慌乱之中命令各路国民党部队紧急增援黔北，准备围歼红军主力。而毛泽东却率领红军大部队迅速向东，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跳出了蒋介石40万军队的包围圈。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成功运用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金蝉脱壳、虚实结合”等兵法，让蒋介石指挥的百万军队不知所以、疲于奔命，中央红军化被动为主动，取得了长征初期关键战役的胜利。

     <二>、永远遵循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基本的指导原则，这里举一个例子:

1935年2月中旬，红军主力攻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利后，指战员们士气高昂，求战心切。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红军总部之前得到的情报，打鼓新场只有黔军的两个团，且战斗力较弱，于是，作战计划已由林彪拟定好了，与会者看后均未提出异议，只待会议通过。由于毛泽东会前得到的情报反馈，打鼓新场驻扎的黔军王家烈部的兵力情况不详，并非两个团，云南军阀龙云已电令滇军孙渡向打鼓新场开进，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薛岳在打鼓新场至黔西一线设置防线，毛泽东由此洞察出敌人要在打鼓新场设置诱饵，然后调集重兵，准备在打鼓新场围歼中央红军主力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先向大家通报了目前打鼓新场的敌情，反对已拟定的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林彪都主张打，周恩来举棋不定，毛泽东据理力争，他分析了形势:红军行军到达打鼓新场已是两天以后，敌人的援军必然赶到，与敌人相比，红军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贸然与敌作战，必将陷入困境。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说仍然没有起到效果，会议上双方僵持不下，只能举手表决。表决结果，除了毛泽东，所有人都赞成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心急如焚，情急之下道:这个前敌总指挥我不干了!不知是谁把毛泽东的话顶了回去:不干就不干!毛泽东从会场愤然离开!当晚，毛泽东难以入眠，沉思良久，他忖度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红军队伍的前途安危。于是他来到了周恩来的住所，向周恩来再次强调了红军必须放弃打鼓新场作战计划的主张。果然，周恩来刚得到了打鼓新场的最新情报:打鼓新场原来埋伏的王家烈部兵力远超一个师之外，又增加了滇军孙渡4个旅的部队，且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各带1个军正向打鼓新场开进，敌人已摆好了夹击中央红军主力的阵势。在紧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严峻的形势，大家幡然醒悟，军委立即作出了停止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毛泽东力排众议，党中央悬崖勒马，中国革命由此避免了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的重大挫折。

    <三>、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于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作了高度概括:“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人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

    身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同志，无论是对于战争全局的宏观把握，还是对于局部战斗的微观调控，都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风范。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于战争主动权的把握，堪称教科书般的范本:

    1、避敌锋芒，攻敌空虚

    中央红军以牺牲5万多人的代价，突破敌人设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共中央在湖南召开了“通道会议”。会上，博古、李德固执地坚持“三人团”原定计划，即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将搜集到的蒋介石已调集了40万军队陈兵湘西的军事情报，向大家作了通报，他坚决反对博古、李德的意见，他向大家陈述利弊:如果中央红军北上湘西，就等于朝着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里钻，无异于自投罗网，会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提出了避实击虚，红军应该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军事主张。经过与博古、李德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被大多数与会者采纳，会议形成了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决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2、料局在先，抢敌一步

   “四渡赤水”之后，大渡河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又一道天堑，1935年5月底，当部队行至渡河地点越西县安顺场时，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已将大部分船只损毁，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妄图将中央红军主力围歼于安顺场。蒋介石扬言，要让中央红军在安顺场重演当年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在安顺场全军覆没的悲剧。“大渡桥横铁索寒”， 时间和装备已不允许中央红军大部队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根据情报判断，敌军主力与我军的距离尚有时间差，且守备泸定桥的敌军只有两个团，与我军相比处于劣势，他当机立断，命令将红军大部队渡河的地方确定在了位于泸定县的泸定桥。担任夺取泸定桥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与时间赛跑，于5月27日晨出发，29日抵达泸定桥。由廖大珠、刘金山等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攀着铁索，征服了由13根铁索组成的泸定桥，保证中央红军大部队渡过了大渡河。毛泽东先敌一步的作战部署，让蒋介石精心准备的在安顺场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成为泡影。

    3、出其不意，攻其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