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原因初探（之五） 文/刘越楼

（接上之四）

五、有一个对党高度忠诚、为民族无私奉献的党和红军领导集体

<一>、天降大任、挽狂澜于既倒的毛泽东同志

 1、王明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危害

从党的“一大”到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上和实践上，付出了巨大努力，走了许多弯路，留下了许多教训。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前，我们党一直在走弯路，留下的教训尤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为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政治上大搞党内斗争，动辙以“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棍子打人，迫害打倒了一大批对党忠诚、经过战火考验的同志。在军事上先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照搬苏联布尔什维克军队进攻中心城市的模式，调红军精锐部队攻打城市，受挫后又丢弃根据地狼狈逃跑，酿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大部的恶果。

2、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率领红军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因为毛泽东同志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的第一人。

毛泽东同志早年跟随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引导下，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坚定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他一方面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积极投入革命实践。他既欣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目睹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总结了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并不奉行本本主义，而是将其融会贯通，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并在苏区进行了大量革命实践。他首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后又创立了武装斗争、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取得的巨大成果。

3、扶中华民族大厦于将倾者，唯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之际，将党和红军的重任抗在肩上，力举千钧。毛泽东同志以他高人一筹的战略思想、超越芸众的预判力、见微知著的洞察力、重大决策上的决断力、审度形势的应变力、把控全局的驾驭力、深受全体红军将士所拥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南征北伐中彰显领袖风范，纵横捭阖间展现雄才大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各路红军主力跨越天堑、痛击顽敌、突破封锁、攻坚克难。毛主席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遗留的一手烂牌化腐朽为神奇，继而率领党和红军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二>、忠实履行职责的党和红军领导成员们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纲领，恪守党的性质，遵循党的章程，执行党的纪律，捍卫党的宗旨。

以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为例，是党和红军领导集体秉持党的纲领和章程，忠实地履行党的制度的典范之作。毛泽东同志重掌红军帅印，既是毛泽东同志对红军所产生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使然，也是当时党和红军领导层大多数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之前已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三人团”成员等党和红军重要职务。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周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高风亮节，冒着政治风险，力荐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等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重返党和红军领导层，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其他党和红军领导同志，绝大多数向毛泽东同志投了赞成票，忠实地履行了党赋予的责任。就连毛泽东同志党内斗争对立面的博古同志，“遵义会议”尘埃落定后，同样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本色，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将象征党的最高权力的印章、文件等移交给了组织，使我们党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顺利平稳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同志重掌红军帅印的呼声就很高，然而，党和红军领导集体以对党和人民军队高度负责的精神，在“遵义会议”上，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制度，认真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丝不苟地走完选举程序，使得毛泽东同志重掌红军帅印这一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抉择，民意众望所归，决策英明正确，程序无懈可击。“遵义会议”的伟大，不仅在于实现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抉折，避免了政党内部最高权力交接时可能发生的政变、流血事件，还在于这次会议所完成的党的重大使命的方式，从过程到结果，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