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和他的梅山师友

陈扬桂

根据道光《宝庆府志·大政记》记载：“上下梅山溪峒,其地千里,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梅山的范围东至长沙、湘潭，南接邵阳、永州，北达常德、益阳，西连怀化、湘西。而其核心则在新化、安化一带。

隆回县与梅山核心区域新化接壤，其中高平、金石桥、鸭田、荷田、岩田等乡镇的一些区域原本属新化。魏源的家乡隆回魏家塅，属于上梅山地域。

魏源读书破万卷，同时主张行万里路，友天下士。他交游很广，朋友很多，《魏源师友记》记载的师友多达230余名。李柏荣称魏源是交友之道中“最有宏就者”。其中对魏源影响和帮助较大的师友，不乏梅山地区人氏。如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及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与魏源均属隆回人；魏源的良师益友邓显鹤是上梅山新化人，陶澍是下梅山安化人。

比魏源大17岁的陶澍，与魏源同受梅山文化滋养，同出于岳麓书院，同乡同学同道。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游历到魏家塅，得到魏源祖父孝立公的赏识和资助。1814年，魏源随父入京应考和游学。任散馆编修的陶澍读到魏源的诗文，感觉笔墨儒雅淳厚，向京中好友广为推荐。陶澍赴任川东兵备道前，魏源题《陶云汀庚午出蜀入蜀图即送其观察川东之行》诗五首，为他送行。后来，又不辞蜀道难行之苦，专程去四川探望，沿途写下《蜀道行》《剑阁》等诗篇。

1825年以后，陶澍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他邀魏源入幕共事，促使他形成了“以海运代河运，以商运代官运，因商用商”的漕运改革设想，实行“废纲改票，招徕民贩”，形成“改道不改捆，归贩不归商”的盐政体制。

魏源和陶澍具有梅山人务实的性格特征，他们鄙弃空谈，倡导实学；正视现实，兴利除弊。可以说，道光时期的所有重大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陶、魏共同设计、执行。没有陶澍，魏源只能纸上谈兵；没有魏源，陶澍的改革则缺乏理论先导。

魏源和邹汉勋同列“湘中三杰”，且有共同爱好、相似遭遇，两人如湖南《大公报》主编李抱一所言“交最厚”。当时有句顺口溜：“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魏源考究众说纷纭的“三湘”含义时，为使自己的观点更有把握，与舆地世家出身的邹汉勋进行书信探讨。得到认同后，魏源才在《三湘棹歌》诗的小序中，推翻了幕主、至交陶澍“不可改变的定论”，正式以资湘（或称“潇湘”）、蒸湘、沅湘为“三湘”正名。

魏源与邹汉勋颇多唱和。他们同为望云山之子，都吟咏过这座人文仙都。魏源写有《题望云山禅寺联》：“丘壑怡神，烟外青峦添画意；江山入韵，天边白鸟助诗情。”邹汉勋留下“我家住山麓，十季始一游”“清风荡白云，残碎依山椒，知能豁远目，中途莫滞留”等诗句。1830年秋，魏源随杨芳西征，邹汉勋题诗《闻魏默深之征西幕府》，为他送行。1839年，邹汉勋协助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正在著作《诗古微》的魏源，因他的帮助，得以对船山的《诗广传》先睹为快，从中获得殊多收益。魏源写作《海国图志》《圣武记》等鸿篇巨制时，都向邹汉勋征求过意见。

1852年，罗典奉朝廷之命帮办湖南军事，邀邹汉勋同行。行到半路，邹汉勋临时变卦，要去高邮拜访魏源。这一次，他在高邮州署留居了好几个月，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古微》绘制地图和插图。他们合撰了《尧典释天》一卷。魏源还把刚写好的《辽史稿》拿出来，请他参订。对魏源著作中诸如星相、堪舆方面的图解及术语，邹汉勋认真审订。

当时，东南战火连绵，邹汉勋准备回家乡。为免遭不测，魏源将所著《辽史稿》及《书古微》未定稿，托他带回家乡珍藏。邹汉勋到达长沙时，闻听弟汉章所部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城中，他便募兵前往解围，最后死于战火之中。

在魏源的梅山乡友中，新化邓显鹤是研究过梅山文化的学者，曾经辑录并论述梅山盛行的《哭嫁歌》。邓显鹤比魏源年长16岁，但因为比邻而居，两家相距不过数十公里，所以常在一起讨论书稿、切磋学问。

据魏源《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显鹤孝廉》记述，1814年，年方二十的魏源，以拔贡身份与邓显鹤一同进京。他首次进京，便选择与邓显鹤同行，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这次北上，二人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时过7年后的一天夜里，邓显鹤泛舟湘江，独自边饮酒边检点行箧，看到魏源的手札，灵感勃发，写了一组8首诗，以诗代简，寄给魏源。邓显鹤在诗中引魏源为知己，将他比作“相如”，期望他重振诗坛雄风。1822年，魏源喜中南元。邓显鹤赋诗《寄唐镜海太守鉴，兼简陶云汀方伯、魏默深孝廉》志贺，称魏源“爱我如昆弟”，赞誉“魏子举京兆，褎然称南元”。

1838年夏天，邓显鹤受魏源之邀，来到阔别十年的扬州，并夜宿絜园，写下《宿扬州魏默深絜园留题一首》，抒发故友重逢的喜悦。1843年秋，邓显鹤的新著《沅湘耆旧集》付梓，给魏源寄去一部。魏源阅后致信邓显鹤，对著作作了评述，建议改书名《三湘耆旧集》。两年后，魏源写出《圣武记》14卷和《海国图志》50卷，当即将书稿寄给邓显鹤，请他提出批评。

综观他俩的交往，可以发现，邓显鹤对魏源的学术思想有较大影响。邓氏在辑佚地方文献和方志编纂方面功不可没，他主修的《宝庆府志》及两《耆旧集》都是魏源案头常翻之书。在学术上两人同属湖湘经世派，李元度将魏源的事略附在邓显鹤事略之后，足见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是隆回侯田袁光伍的后裔。1813年春，魏源进入岳麓书院备考拔贡。虽然只有短短的10个月，因为遇到良师，加上自己用功，这年秋，魏源顺利通过了拔贡。袁名曜“为文意格高浑”，“遇事议论锋发”，“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阨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对魏源后来重视历史、地理，以及水利方面的研究，起了引路奠基的作用。也是在袁山长身边，岳麓书院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在魏源大脑中扎了根。从那里一回来，魏源就在自己住宅门上题写了抒发经世致用志趣的门联：“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又题联赠堂兄筠谷：“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表明要以经世为己任。

魏源与梅山师友汤鹏、欧阳辂等人的交往，主要是在京师。比魏源小6岁的汤鹏，出道却比魏源早。他年方二十中进士，入礼部，进军机，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官运亨通的他，才气也十分逼人，一边做官一边做诗，不久便辑诗三千首。为救时除弊，他抑愤而作长达22万字的《浮邱子》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汤鹏与魏源常被人相提并论。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瞆，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晚清文学家姚燮有一首五言排律《寄汤鹏魏源》；他的另一首诗也是为魏、汤二人写的，题为《曹户部楙坚席上，醉后长歌赠魏源，兼示汤郎中》。另外，姚燮给汤鹏的信中提到魏源（《扬州寄汤海秋郎中书》），魏源写给姚燮的信中，也提到了汤鹏（《与梅伯书》）。可见魏、汤是难拆难分的密友。魏源、汤鹏、龚自珍、张际亮被时人誉为“京中四子”。1830年，魏源与汤鹏等14人在京城的花之寺观赏海棠花，这是当时京城文人带有结社性质的雅会。魏源还与汤鹏结为隔代姻亲，他的外孙陈为镒娶汤鹏孙女为妻，友情之上又添亲情，

魏源的梅山师友不少，这里不一一介绍了。正因为这些梅山师友的帮衬，使得魏源如虎添翼，脚下的路子走得更远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