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湖南大学的渊源及其受岳麓书院的教育影响

       湖南大学由中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发展而来。自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始，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兴学绵延。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5年，时务学堂经改制为求实书院，后更名为湖南省城大学，湖南高等学堂并入。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更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同年湖南优质师范学堂并入。1917年，由湖南省垣实业学堂、湖南官立高等实业学堂发展而来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产，在岳麓书院办学。1926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与由湖南中等商业学校发展而来的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以及由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湖南公立第二法学校、湖南公立法律专门学校等发展而来的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省立湖南大学。

      1937年，湖南大学由省立升为国立。1950年，由我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湖南大学校长。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同志亲笔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2000年，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南大学。目前，湖南大学系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二级学院。

       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千余年来，这座中国在原址办学时间最长、一直兴学不衰的高等学府，坚持传承和弘扬传道济民、爱国务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等优良文化教育传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创造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千年传奇，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缩影和活化石，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罕见奇迹，被誉为“千年学府”。

              二、毛泽东与湖南大学的深厚渊源

       青年毛泽东曾就读湖南大学前身之一的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并与一大批千年学府师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

              （一）曾经就读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

       1911年，毛泽东离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来到长沙求学，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1912年，毛泽东在长沙连续报考了警察学校、制造肥皂的学校、法政学校、商业学堂、商业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第四师范学校等七所学校。其中，在警察学校、制造肥皂的学校、法政学校等三所学校，毛泽东都交了报名费，但没有参加考试；参加考试被录取却没有就读的是商业学堂；参加考试被录取就读的是商业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第四师范学校等三所学校。其中，毛泽东在商业学校就读一个月，在省立第一中学就读六个月，在省第四师范学校和省第一师范学校共学习五年半。

       毛泽东于1913年就读的省第四师范学校于1914年并入省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于1912年就读一个月的商业学校是湖南中等商业学校。该校于1913年、1914年、1916年分别更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湖南大学。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毛泽东曾向斯诺口述了就读商业学校的经历：“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

               （二）多次寓居岳麓书院

       岳麓山及岳麓书院是毛泽东和同学们的早期革命活动地。张昆弟曾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同毛泽东、蔡和森发起新民学会的罗章龙曾撰文回忆，1915年深冬，毛泽东邀请他到朱张渡泛舟过湘江、共攀岳麓山，在赫曦台讨论朱熹、张栻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并合写了一首五言律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奇》记载，毛泽东在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大多数星期天都与萧子升在一起活动，活动的主要去处就是岳麓书院。

       事实上，1916-1919年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累计居住了一年多光景。其中，有两次寓居时间比较集中，一次是1918年6月至1918年8月，另一次是1919年8月至1919年11月。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岳麓书院寓居，主要得益于他的恩师杨昌济的帮助。杨昌济于1916年起负责主持湖南大学筹建工作，湖南大学筹备处就设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杨昌济对毛泽东和蔡和森最为看重。1918年6月，毛泽东和同学们从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有的同学还没有找到如意工作，大家寓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工读同志会”，一边读书劳动，一边实施“岳麓新村计划”。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描绘了当时的场景，“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是并不悠闲的，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幅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的心情写照”。毛泽东的“岳麓新村计划”并没有持续多久，包括毛泽东后来在北京、上海继续实施的类似计划，也没有成功。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暂别岳麓书院，应杨昌济之邀赴北京。

       1919年8月，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共出版了5期和1期临时增刊）被查封，毛泽东随被取缔后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从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迁往岳麓书院半学斋，并接手主编杂志《新湖南》。邓力群在其主编的《伟人毛泽东》中记载，《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毛泽东和学联负责人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在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蒋竹如回忆，“我们事先得到了风声，把学联的文件、印章和未卖完的各期《湘江评论》，一篮一篓地转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去了。学联虽被封闭了，但我们并未为军阀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到。从此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和抨击”。

      为躲避当时军警对《新湖南》的搜查，毛泽东寓居岳麓书院，并辗转于岳麓书院与他担任历史教员的长沙修业学校之间。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中说，“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从接手、改组和主编《新湖南》，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寓居约三个月。

            （三）与湖南大学师生的革命情谊

      据不完全统计，与毛泽东在千年学府（含岳麓书院及其改制、合并组建湖南大学的各学校）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师生达数十人之众。在此，仅略举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交往密切、结下深厚革命情谊的10余位湖南大学师生。

       就学生而言，有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易礼容、彭璜、王尔琢等人。其中，蔡和森、邓中夏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学生。1912年，由岳麓书院改制后的湖南高等学堂更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毛泽东对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称赞有加，并于1915年6月25日写信邀请友人湘生一同报考该校，表示“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詧（察）”。此后，毛泽东虽并未就读该校，而邓中夏和在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蔡和森则于当年秋天考入该校文史专修科乙班学习。

        谢觉哉、易礼容、彭璜是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也就是毛泽东曾经就读了一个月的那所学校）的学生。当时，彭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支持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发动湖南学生运动和组织“驱张”等社会活动。谢觉哉协助毛泽东在省第一师范学校创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易礼容协同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此外，还有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王尔琢。井冈山斗争时期，王尔琢担任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1928年牺牲之后，毛泽东为其撰拟挽联，表达沉痛之情。

      就教师而言，有李达、罗章龙、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曹典球、杨树达等。杨昌济是岳麓书院学生，也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同时兼职省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修身课教师。黎锦熙、方维夏毕业于湖南优质师范学堂（该校后并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两人在省第一师范学校分别担任毛泽东的历史课教师和农业课教师。1915年，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反对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的传单，正是在杨昌济、方维夏和徐特立的力保下才免于被开除学籍。

      罗章龙是毛泽东于1915年夏天发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之后所征得的三个半友人之中的一个。1918年4月，新民学会决定派罗章龙等人去日本学习。毛泽东到码头送行，赠罗章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游》诗，诗中有云：“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天马、凤凰指的是湖南大学前临湘江的天马山和凤凰山两座山峦。1934年和1948年，罗章龙先后两次被聘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10月，毛泽东为了解罗章龙的情况曾专门致电给湖南省委：“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

       李达曾先后就读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蔡和森、罗章龙相继担任过中共中央前三任宣传部部长。1922年，李达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50年至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48年，毛泽东致函李达，称“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信中所说的“本公司”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会见李达，相谈至深夜。

       曹典球毕业于时务学堂。1930年兼任湖南大学代理校长，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担任湖南大学校长，1945年至1949年担任湖南大学教授。1930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在抓捕杨开慧、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之后，继续抓捕杨开慧的弟弟杨开智，并扬言要“诛毛泽东九族”。曹典球曾出面营救杨开慧，安排杨开智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极力掩护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并出资租船由陈玉英将毛岸英三兄弟护送到武汉，辗转到达上海，使他们免于受害。1950年，杨开智携毛岸英从京返湘，特意拜访曹典球先生，深致谢意。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特别接见曹典球，设宴款待，杨开智夫妇等作陪，并合影留念。

       杨树达是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学生。1899年起，时务学堂先后改制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湖南高等学堂，1905年并入由岳麓书院改制后的湖南高等学堂。杨树达曾担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1937年至1953年担任湖南大学教授。1955年6月，回湘视察的毛泽东在畅游湘江、登临岳麓山之后，临时改变去爱晚亭的计划，直接下山到岳麓书院半学斋，并就文字改革问题征求杨树达的意见。当时，一起陪同的周世钊写了一首题为《从毛主席登岳麓至云麓宫》的七律寄给毛泽东。毛泽东于当年10月4日复信周世钊并赋《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这首律诗深情描绘了毛泽东30年前在岳麓书院的青春岁月和30年后回到长沙的壮美情怀，现刊立于岳麓书院赫曦台上。

        （四）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

      194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27项任命名单，其中第26项是关于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的任命。李达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湖南大学也由此成为全国高校极少数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的大学之一，且题写时间最早。

       当时的亲历者李传秾和李达夫人石曼华有过内容一致的回忆。李传秾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大学第一届学生会主席，他曾向李达提议将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并以学生会的名义将提议写入一封未封口的信里。李达后来将这封信当面呈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虽否决了此提议，但答应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复函李达，共题写了两个横写、一个竖写的“湖南大学”校名供李达选择，并在其中两个校名边上用铅笔分别画了一个小圆圈。1951年元旦，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正门举行隆重的校匾升悬典礼。如今，这块校匾高悬在湖南大学校办公楼（科学馆）的大门之上。据石曼华回忆，李达担任校长后，毛泽东十分关心湖南大学的建设发展，不仅为湖南大学亲笔题写校名，而且在湖南大学修建大礼堂时，拿出自己部分稿费进行资助。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还应李达之邀，欣然题写“爱晚亭”匾额。此外，毛泽东多次悉心指导李达撰写《〈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曾于1951年3月27日、1952年9月17日、1954年12月28日三次致信李达，就具体解说细节进行讨论，高度赞扬他所做的工作，认为“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三、岳麓书院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刻影响

      岳麓书院对毛泽东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包括《岳麓书院学规》，岳麓书院《读经六法》《读史六法》和“整齐严肃”院训等所蕴含的书院教育传统，对于毛泽东酷爱读书、认真做读书笔记等读书习惯的养成，在读史时注重联系实际、充分考虑修史者的历史局限性并加以现代视角的解读方法的形成，以及他所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等，均有深刻影响。而其中，脉络最为清晰、感召最为显著、启迪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刻的，当为岳麓书院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

      （一）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之渊源

     “实事求是”最早出现于《汉书·景十三王传》，称酷爱收藏古书、钻研古籍的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该“实事求是”后被乾嘉考据学或专门汉学所继承，是一种从古籍到古籍、埋头故纸堆、不务现实、脱离实践的治学态度，即所谓“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有见于实、无见于行”，与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本质不同可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若干关键节点来认识。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萌芽；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思想展现出清晰轮廓并逐步走向成熟；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由此，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进行了创新性改造，同时也表明，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强调关注社会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其“实事求是”思想另有渊源，即源于湖湘之地的经世致用学风。经世致用乃湖湘文化精髓，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学，强调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其输出地就是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圣地和代表，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的优良办学传统千年传承不辍。两宋时，以胡安国、胡宏父子为首的“湖湘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以实事自律”，随后胡宏弟子、岳麓书院山长张栻将此继承。明末清初，岳麓书院学生王船山把经世致用学风推至新高度，提出“即事穷理”“即物穷理”命题。近代以降，为挽救天下危亡，魏源、曾国藩、杨昌济等岳麓书院师生，将经世致用传统发扬光大。魏源提倡“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师夷长技以制夷”，批评考据学家皓首穷经，掀起晚清务实之风。曾国藩以经世致用精神重塑古代“实事求是”内涵，对“实事求是”做出了非常接近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解释，将考据学命题转换成认识论的命题。1917年，“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追求真理，标志着“实事求是”以校训方式焕发出岳麓书院治学传统的风采。

         （二）岳麓书院输出湘学之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