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可以说,《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甲午战争,一个古老文明为什么不敌一个新生小国?一百多年来研究者提出许多看法,其中一个重要看法,就是中国固步自封,日本则潜心好学、顺势变革。中国不是没有人看到问题的关键,只是统治者不思进取,不知世界大势,依然陶醉在自己编织的“盛世”神话中。结果,不到半个世纪,中日易位:先前的学生和老师互换了角色。在此过程中,魏源的《海国图志》扮演着非常奇妙的角色。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现在的镇江(京口)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魏源集》,781页),朝夕相谈,交换看法。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此后一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本。1851年扩充为一百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东西洋文明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必须承认,这些不同文明均有中国文明所不具备的优点。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这一主张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一个古老、精致的农业文明怎样面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那时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想过。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更有甚者,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以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以变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选官举能,可谓不公乎,可谓不周乎”(《海国图志后序》),实在值得中国人注意和借鉴。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一百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国图志序》)。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根据魏源好友姚莹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海国图志》“犯诸公之忌”(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谈论了不该谈论的事,从而使中国错失至少二十年机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的时候,佐久间象山由此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总而言之,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的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人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我们当然不能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完全得益于《海国图志》,就像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不能归罪于任何单一原因一样。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来源：《齐鲁晚报》2014年11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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