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于昨日揭晓，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荣获该奖项，成了3名获奖科学家之一。消息传来，舆论振奋。屠呦呦也成了中国大陆本土科学家中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人。

中国籍，诺奖，自然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在诺奖产生交叉，注定会引爆亢奋的国内舆论：继莫言后，屠呦呦获奖，无疑再度圆了国人的诺奖梦；作为首位获得该殊荣的中国科学家，虑及其“空前”一面，它也令中国人的科学类诺贝尔奖情结得到了部分开释。

但跳出单纯情绪上的亢奋，屠呦呦获奖，更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科研评价机制提供了指引和反思空间。她获奖，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绝不应只是一座奖杯。透过这面多棱镜反求诸己，也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固强补漏。

屠呦呦获奖，是因她首先发现和解释了青蒿治疗疟疾的原理，即青蒿素的作用。表面上看，其获奖是中药学的成就，但本质上，这首先体现了现代中医药学必须与现代实验医学接轨，并接受现代科学检验。屠呦呦等人以沸点在60摄氏度下的乙醚制取青蒿素，经过191次实验，才在实验室观察到青蒿素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也符合现代实验医学精髓之一：必须体现科赫原则，即一种假说或原理应当得到重复检验，且能从现代科学的机理上得到阐明，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而这也决定了，屠呦呦获奖，离不开全体中国科学家尤其是药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等方面专家的集体努力。科学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一项科学共同体共同的事业。知道青蒿素“所以然”的工作，就是在后来其他学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进一步证实的。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对青蒿素进行的结构测定和人工全合成，就凸显了长达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中协作攻关的色彩。

诺奖评委会将奖杯颁给屠呦呦，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试验。但这并非对其他参与者成果的否认，而恰恰是科学家集体协同研究的认同。

还应看到，屠呦呦获诺奖打破了几个中国纪录：中国大陆第一个未获院士、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的科学家。因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她曾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正如此前有媒体说的，她是在三流条件下创造世界领先的一流成果。这也投射出中国科技界及人才评价体系的不足：当下，科研项目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繁琐、评估考核过于频繁，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包括院士评选亦难逃这些窠臼。相较之下，屠呦呦于宁静中致远，不啻为对此的鞭策。

屠呦呦获诺奖，空前不该绝后。科学家饶毅曾说：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而屠呦呦获诺奖的启示，就是必须通过科研体制、环境的改善，去激励更多科技人才通力协作、潜心研究、扎实做事。

屠呦呦获诺奖，我们别空有狂欢

光明网：自昨天（10月5日）下午起，很多人的微博、朋友圈就被“屠呦呦”三个字刷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屠呦呦的名字容易让人想起《诗经》中的名句，而她的个人履历，也确实跟草（草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而今她就成了舆论台面的“座上宾”，人们纷纷为其鼓瑟吹笙：皆因为她成了中国大陆本土科学家斩获诺奖的第一人。

正如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瞬间轰动效应那样，屠呦呦获诺奖，引发舆论亢奋也在所难免：如果说，莫言摘下诺奖，圆了国人的诺奖梦；那屠呦呦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则纾解了很多人的“科学类诺奖焦虑”。

土生土长，中医学，“中国制造”……毋庸置疑，屠呦呦获诺奖引爆国人的狂欢意绪，在于它触动了基于“同根同源”表征的族群认同，那种油然而生的“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即源于此。哪怕屠呦呦在昨天前对很多人而言还十分陌生，哪怕她此前已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奖，也削弱不了她获诺奖激起的舆情冲击波。

狂欢可以理解，但若止于狂欢，那无异于对屠呦呦获奖的意义窄化。实质上，附着在屠呦呦身上的某些身份符号，注定赋予其获奖本身更多的内涵，而“1”和“3”，就是解开这繁复内涵的数字秘钥。

“1”，可指第一：屠呦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家和拉斯克的中国人，这已人所皆知；而诺奖评委会将奖杯颁给屠呦呦，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而这些，都足以为其世界一流科研成就加持。

“1”，也可意指专一：科研需要专注，而屠呦呦等人以沸点在60摄氏度下的乙醚制取青蒿素，经过191次实验，才在实验室观察到青蒿素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进而发现了青蒿治疗疟疾的原理。

“1”，还能指一群人，一项事业。屠呦呦在获诺奖后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诚如她所言，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创制，背后确实有那些医学家、生物化学家们的拱卫，像有机化学领域的专家周维善就率团队，就青蒿素结构测定和人工全合成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研究。而他们协力攻关，取得的成果也福泽了无数人，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3”，则可指涉屠呦呦造就“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凭依的三流条件。屠呦呦曾介绍，当年的科研条件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但“1”与“3”的叠合，呈现的却是极具张力的现象与问题：她在三流条件下，创造了世界领先的一流成就，成为中国获科学类诺奖的第一人。这对当下的科研氛围建构和科研评价机制无疑不乏启示。屠呦呦的科研成就，脱胎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既有土壤，而她的科研成就与当前评价体系下的认可度的倒挂，也引人深思：如何摒弃行政主导下的科研管理模式，让科研领域的评价回归学术本位，形成对科研的良性激励？

屠呦呦获诺奖，我们为之振奋无可厚非，但它在公共空间留下的，不应只是情绪的泡沫，而应该将社会导向科研协作模式、现实科研环境的思考。我们无需因其一人获奖就否认其他科学家的造诣，但透过这一面棱镜，也该照出科研评价等层面的肌理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