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贵商六百年(上篇)

    刘伯温诗云：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时光荏苒，弹指之间，刘伯温当年预测，今已成谶。当今贵州，经济增速居全国前列，具备了后发赶超的综合实力。然而，自古以来，天险云集的贵州作为连通四川、云南、湖广的“军事要地”，在军事格局中举足轻重。但在商业领域，贵州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无法与江浙、湖广相提并论。

　　在第二届贵商大会召开之际，多彩贵州网特别策划推出《溯源贵商六百年(上)》，溯源贵州商业的开端，近可追溯到明代初期，远可上溯到千年之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贵州第一次进入朝廷视野，被纳入秦帝国版图，开辟第一条通往外界的“五尺道”。贵州开始与外面有了接触。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载：前135年，汉武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食品。从商人处得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再经牂牁江转贩至番禺(今广州)。靠转手枸酱以牟利的商贾，正是是秦汉之际“贵商”的代表。当时产于蜀之南境，今之黔北的枸酱，可视为历史上贵州的第一张商品名片。

　　汉、三国、隋、唐、宋时期，贵州多被采取各自为政，土司自治，即政治统制、经济抚慰的少数民族“羁縻”政治制度。结果是资源配置能力不强、发展受到制约。“政治边缘化，经济弱小化、民族文化多样化”是贵州历史的真实写照。

　　元朝时期，贵州的驿道共有5条：即湖广通往云南大道，乌撒(今威宁)入蜀入滇道，滇南至广西道，川黔驿道和亦溪不薛(今大方)道，后者指黔西北诸道。这些驿道的开设，进一步打破贵州的封闭状态，与全国的驿道连通起来。

　　当时，在乌撒、普安一带，外来的“寸白军”和“回回军”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新气象。前者精于农业，后者不仅擅长农耕，在经商方面亦显示出当地人见不到的真本事。“回回军”的出现，激活了当地的经济，集市贸易变得频繁、热闹起来。

　　贵州大山重重，但元朝并没忽视它的存在。出于边疆安全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元朝在亦溪不薛(今大方)设立大牧马场，规模甚大，是全国十四个大牧场之一。牧场的出现，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强的拉动作用，畜牧业兴起，到处都是马儿嘶鸣的景象。

　　元朝灭亡后，1381年，朱元璋派遣30万大军赴云南剿灭元残余势力。当时，军队驻扎在今天的安顺一带，打完胜仗后，军队拉开了屯兵戍边的大幕;朱元璋还发配百万移民协助开发贵州。他们也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批移民，贵州的商贸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贵州历来不产粮，虽然屯军能自行开辟田地种粮食，但供不应求;更重要的是贵州急缺食盐。山西行省参政杨宪上奏朱元璋：利用官府垄断食盐的便利，招募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交纳以此换取盐引，拿着盐引，商人就可以在指定地方凭粮换盐。

　　盛产食盐的四川，一石五斗米能换川盐一百斤;商人只要将粮食运送到贵州，在当地的运盐司那里等量的粮食就能换川盐二百斤。有了利润，即使入黔路途再遥远艰辛，商人也乐此不疲。由此，缺粮和缺盐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贵州也因此诞生了第一批商人和商镇。

　　明朝时期，商人押送食盐来贵州路径大致有四条：一条是从四川运川盐到贵州西北部(川黔驿道)，一条是从云南运滇盐到贵州西南部(滇黔驿道)，一条是从浙江、湖南运淮盐、湖湘盐到贵州东部(湘黔驿道)，还有一条是从广西运海盐到贵州南部(黔桂驿道)。

　　在盐商带动了贵州的第一波商业以后，商镇自发茁壮起来。为押运商提供食宿的酒店、为来采购食盐和粮食的人提供的各种手工业品、农产品商铺一时如雨后春笋。在形成商业基础后，来此经营的已不仅仅只是盐商和粮商。贵州商业由此发韧，蓬勃生机一发而不可收。

　　当时，“士、农、工、商”的习惯思维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在贵州“布道”，大讲商贸的好处，鼓励人们经商。经过若干代人的推动，“重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

　　由明到清，贵州的商贸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南北盘江为代表的水路通道，成为一条条商贸长廊。川盐入黔，木料出湘，水路扮演重要角色，镇远、思南、沿河、茅台、赤水等“由水拖来的集镇”，成为一道道商贸新景观。

　　史书记载，思南先后存在过70多家盐号建筑。但时过境迁，现今只剩周家盐号。周家盐号最初的主人周镐璜，清道光年间出生于重庆龚滩。十多岁来到思南，投靠亲友做点小买卖，后涉足盐业，很快在众多的盐商中脱颖而出，并娶了一名思南姑娘，从此定居思南。

　　在商贸活动频繁的许多集镇，本土商帮和外来商帮纷纷出现，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四川会馆等民间商业机构诞生。从镇远到石阡，从黄平到草塘，从毕节到安顺，从黎平到贵阳，凡是有会馆的地方，都有商帮的活跃身影。

　　古代贵州盛产好马。《明清四川井盐史稿》记载，马是贵州的土贡之一。对古代商贸活动来说，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帮随之出现。马帮将一驮驮盐巴、布匹运进来，又把一驮驮山货、桐油运出去，一进一出，利润产生，让商贸活动生生不息。

　　安顺长期以来被誉为“万马归槽之地”，透露出安顺马帮极度繁荣的信息。嘉庆、道光年间，安顺为贵州纺织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心，又是西路百货的贸易枢纽。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安顺一直保持贸易繁荣，“商贾云集，远胜贵阳。”

　　马帮运输不仅带来物流，也带来信息流。某种意义上，马帮还充当邮差的角色，路上谁要捎信，首先考虑的就是马帮。马帮给贵州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农业生产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市场的形成与壮大，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马帮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极其巨大。

　　600年前，江南首富沈万三被朱元璋流放，其家财大部分被荡尽，便率家人辗转云、贵，做起了马帮贸易，主贩盐和土特产。其子孙延续并扩张着，影响辐射全省及邻省，致使安顺有了“商业之盛，甲于全省”的繁荣。于是，沈万三被奉为贵商鼻祖。

　　甲午战争后，英、法、日在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划分势力范围，以贵阳为中心，分为湖南路线、广西路线、云南路线。通过这些路线，洋货开始大规模进入贵州市场。安顺是贵州洋布洋纱的主要集散地，单城中经营绸布业的商号就达80多家。

　　当时，贵阳为贵州销售洋货最大市场。荷兰的棉毛纺织品、美国的“金狗牌”纱布、日本的雨绫绸、泰西缎、泰西纱，英国的纱布、大呢和法国的毛料相继进入贵州市场。到20世纪初，贵阳的商户扩大到3 00多家，资本额共300多万两白银。

　　洋货的涌入冲击了民族工业，国货在市场竞争中一败涂地。但洋货的涌入也带来机遇，刺激了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有实力和远见的商号转型做了外商的代理人，他们的转型，是从旧式的家族经营开始转向新式的经营模式。

　　抗战爆发后，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和抗战大后方，资金、设备、人才大量流入贵州。仅贵阳一地，由外埠迁入的工厂就有101家，给贵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贵阳一跃而成为西南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

　　抗战时期的贵州经济具有突发性和脆弱性的特点，鲜明地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在繁荣背后潜藏着深刻危机。抗战胜利后，战时内迁的企业、工厂、学校、机关纷纷回迁，资金、技术和人才大量流失，商号纷纷倒闭，贵州商业迅速走向衰落。

　　贵州商业在企业商号回迁后极受打击，但仍给贵州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抗战时期，贵州经济的突飞猛进给贵州带来了现代化经营理念，而留下来继续经营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和资本家在资金和人员撤离的“废墟”上重建贵商。

　　结语

　　古代贵州，关山重锁。贵州的商人只能通过驿道、水运等方式，历尽千辛万苦才能与外界交流。本期推出的《溯源贵商六百年(上)》，溯源了贵商从古代到近现代，由小到大、由隐变显、由曲折到兴旺崛起、由兴旺到衰落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