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院长开讲 批当代精英缺士大夫精神

8月17日下午15时，由岳麓书院、凤凰卫视和凤凰新媒体主办的“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第二讲在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举行，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主讲《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岳麓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肖永明教授担任学术主持。

　　由岳麓书院与凤凰网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渐入佳境。8月17日下午，著名学者、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长沙开坛论道，以“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为题，历数中国古代社会精英群体“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及其精神内涵，痛批当代中国精英阶层“不应该是精神营养不良的腐败官僚、暴富商人、知识老板”，呼吁重塑时代的“士大夫精神”。

　　中国最需复兴“士大夫精神”

　　8月17日下午三时，中国书院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内人气爆满，作为国学大典的重要内容，岳麓书院讲坛在此举行第二场国学专题，主讲嘉宾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来自省内外近两百名观众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朱汉民开场就指出，当代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科技文化等领域，但当代精英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失。从文化传统、社会基础、现实需求来看，中国更为需要复兴“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的称号是战国以后才有的，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朱汉民认为，与西方贵族不同，中国的“士大夫”不是靠先天血统入仕，而是凭知识、道德、才能，他们没有经济与政治特权，但拥有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接人待物的彬彬有礼、衣食住行的优雅生活。作为社会精英，士大夫就是主流价值、社会秩序与生活时尚的最重要引领者。士大夫精神，在秦汉时期突出表现为“士志于道”，即坚守道德理想，不畏君威权贵。到魏晋时期，政治动荡，人生无常，士大夫自我意识空前觉醒，“率性自由”成为精神主流。唐宋时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与人格理想也发生重大变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主导了宋明儒士们的精神世界。自明末清初到晚清民国，三百余年间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为“圣贤”与“豪杰”合二为一，即在追求自我修为完美的同时，主动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拥有更开拓、更经世、更强悍的豪杰精神。

　　毛泽东和曾国藩是“圣贤—豪杰”典型代表

　　朱汉民认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就是一个追求“圣贤—豪杰”精神的士大夫群体，因为湘军将领大多是儒生，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执着追求“圣贤之学”的；但是他们又普遍具有豪杰之气质，并且表现出豪杰人格所特有的强悍性格、卓越能力与军政功勋。曾国藩特别强调圣贤人格的“周知庶物”与“豪侠之质”，并要求家人、部下立志做“圣贤豪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这种混合型人格，也成为推翻君主专制的精神动力。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以来的许多志士仁人，均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实践者。宋教仁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之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年轻时“独服曾国藩”的毛泽东，晚年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理想原型中处处皆是“圣贤—豪杰”。

　　自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不复存在，但近代涌现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军事救国等思潮和运动，均与士大夫精神有关。在谈到士大夫精神对当下的意义时，朱汉民说：“当代中国精英阶层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失，特别需要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吸取精神营养。当代中国精英才不应该是精神营养不良的腐败官僚、暴富商人、知识老板。他们最需要的不会是贵族精神，恰恰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撑的士大夫精神，即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的精神。”

　　两小时的精彩讲座，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据悉，本月下旬至九月底，岳麓书院讲坛还将举办四场，约请葛兆光、杨天石等重量级的学者来长开讲。9月26至29日，包括国乐节、祭孔大典、国学奖颁奖礼在内的终极盛会“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将在岳麓书院举行，届时海内外大儒云集长沙，共同揭晓国学三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