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先生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心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杜润生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50年初，中央决定召开全会，土地问题是议题之一。为了起草土改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到北京。 1953年，杜润生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设立中央农村工作部，目的是推行以后的农业合作社。但后来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一大二公三纯”的思维模式使得当时的人们根本不顾农村的实际，造成了不应有的失误。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并调离农业口。 离开农业岗位后，杜润生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岗位的变更并没有淡化他对农村的关注和牵挂。杜润生回忆说，虽然在中国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年光阴，但“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 “包产到户”获邓小平赞同 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时已是1979年。当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被任命为副主任。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他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 他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这样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发话表示赞同。 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杜润生带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自由选择，同时宣布长期不变。“一号文件”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 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杜润生按照中央的部署，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酝酿、探讨，冬天起草，次年年初发出。 周其仁如是评价恩师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温铁军：杜老有战略思想高度 今天上午，杜润生的学生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杜润生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领导，包容性极强，兼容并蓄，“否则出不了一号文件。” 其次，杜润生是一位具有战略思想高度的人，最大的特点除了所说的兼容并蓄外，他能从战略高度上将宏观和微观的问题相结合进行讨论，他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没有一个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也没有一个纯微观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五个一号文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这是杜润生老人的至理名言。1981年2月，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会上，杜润生讲：“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他向邓小平建议要恢复农民协会，“农民需要一个积极的组织承担发言人。”他总说：“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老人晚年没有了听力和交谈的能力，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他曾说：“我苦劳多、功劳少，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无愧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多位重要人物视其为恩师 在中国改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杜老门生”。“杜老门生”里涌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要领袖人物，其中既有学术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他之所以门生众多，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包括在杜老身边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等，他们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聆听杜润生教诲，在杜老身边耳濡目染，向来视杜老为“恩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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