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视传播贵州的历史文化

　在全面抗战的8年时间里,贵州与四川、云南一样,既是后方,又是前线,各族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赢得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与文化遗产。

　　进入21世纪,一些重大历史大事件和文化遗迹陆续进入文学、艺术、学术、宣传、旅游等文化表达的视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关押并改造日军战俘的镇远“和平村”,囚禁各种政治犯的军统监狱“息烽集中营”,日寇进攻黔南诸县而威逼贵阳和重庆的“黔南事变”,史迪威中缅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国际援华医疗队及中国红十字总会在贵阳图云关成立的“中国抗战医疗救护总队”,浙江大学等高校西迁贵州艰苦办学的“文军西征”,为文化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战时7大书局——文通书局,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系列秘密囚禁地,陈纳德“飞虎队”及中美联合空军的系列机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10次贵阳大轰炸,70万黔军出山抗战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等等。作为当代强势文艺传媒的电影和电视剧,反映贵州抗战文化的作品却是寥若晨星,除了8集电视剧《杨虎城的最后岁月》外,其他作品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于近期在央视8套黄金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第一伞兵队》,改变了这一局面。

　　《二十四道拐》反映的是一段险些被历史烟尘与文化误读埋没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抗战遗存。1945年3月26日,美军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在晴隆县城南拍摄了一张黑白照片:运送抗战物资的长长的美军卡车队,沿着中国西南一条多处呈现“S”形的陡峭公路向着险峻的山顶缓慢爬行。这张照片首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醋瓶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滇缅战役》的封面,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公路之二十四道拐”,之后被多家欧美报刊转载,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抗战生命线”史迪威公路的标志。

　　由于作者未标明“二十四道拐”的具体地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一直在云南、缅甸境内寻找,均毫无结果。直到2002年,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从“大”滇缅公路的角度研究,终于在滇缅公路“贵州段”——晴隆县找到了它,“二十四道拐原来在贵州”的消息立即轰动世界。随之,美军1880工兵营1942年进驻晴隆,与中国军民誓死保卫二十四道拐及临近的北盘江铁索桥等历史细节和遗存被挖掘出来,随即它被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电视剧《二十四道拐》的拍摄地。

　　除“二十四道拐”之外,贵州的抗战文化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并浓墨表现的,如上所述的70万黔军出山抗战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全面抗战期间,贵州共征壮丁639631名,加上1935年由原25军(黔军)改编而“中央化”的5个师,共计70余万贵州子弟兵上战场,人数仅次于四川和广西,居全国第三。其伤亡人数自然也巨大,这些伤亡者,每个人都有姓名,有父母,有家庭,有故事,有情感,都值得我们去纪念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