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刘绪义，曾国藩故里湖南双峰人，知名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出版有《历史给谁来酿酒》《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等著作十余部，曾获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年度新浪中国好书”等。

    本报记者蓝岚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人物。在世时，他是“中兴将帅，什九湖湘；名臣能吏，半由其门；朝廷乏人，取之公府”。他去世后，“五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时至今日，曾国藩的影响仍在继续。近日，曾国藩老乡、学者刘绪义在全面搜集史料、认真研

    判的基础上，用一本《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曾国藩的机会。记者通过九州出版社采访了作者刘绪义。

    新书中，刘绪义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思辨及梳理，将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绕“权力”与“修

    养”这两个重大问题，揭示了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还原了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同时，作者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因此，这既是一部全新视角研究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今人可借鉴的枕边书。

    对话刘绪义

    曾国藩的三个十年

    文化周刊：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书很多，您的《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有什么新视角？

    刘绪义：我写《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是把曾国藩置于晚清大变局当中，希望彻底说清曾国藩是如何适应这一变局并且如何试图去扭转这一变局的。这就与一般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不一样，也是呼应孟子所言“知人以论世”的倡导，我写曾国藩不是为了评曾国藩，而是想通过曾国藩来了解19世纪那个大变局。

    文化周刊：您是怎么看待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

    刘绪义：我首先是把曾国藩看作是晚清大变局当中的一个角色，将曾国藩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十年来看。

    一是“十年寒窗”。曾国藩十年寒窗和一般士子别无两样，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他出身寒素，祖上世代务农却又能维持温饱；他没有靠山，曾家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做官的，但曾家在当地算是有着一定的地位；他天资平平，没有过人的智商，但也并非笨拙之辈；他一生多病，并不习武之人；他所读的书和同时代人所读的书一模一样，四书五经、程朱理学，没有完全军事经验。这个时期的曾国藩是乏善可陈。

    二是“十年京官”。这个阶段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刚开始他和其他京官没有两样。在进京做翰林之前，他就遍拜亲族，按照当时的习惯“打秋风”，为进京及进京以后的生活积累资金；做京官以后也接受地方官员的炭敬、冰敬。一个原因是清朝京官和外官的收入差距太大，做京官亏本，不按当时的潜规则来就无法生活下去；第二是此时的曾国藩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他的愿望就是干好本职工作，仅此而已。

    第三个十年即“十年征衣”，主要干了一件事，训练民兵，平定太平军。

    立德修身 成就曾国藩

    文化周刊：京官十年，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刘绪义：从28岁进京做官开始，到38岁晋升为礼部侍郎，这十年曾国藩经过了一次重大转折。这个转折大约发生在30岁左右。此前的曾国藩身上有着和常人都有的缺点和毛病，我概括为三点：一是愤青曾国藩。他自称自己是“目无余子，自命不凡”，凡事都想和人比，听不得别人说他不行；二是情色曾国藩。“轻浮好色，心贪嬉游”，这是他自己的评价，喜欢无事夜出；三是虚伪曾国藩。他的朋友曾经指责他待人有“两幅面孔”，对朋友很虚伪，他自己也承认“多言好动，不能安坐”。这三点，曾国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当他听到朋友的指责以后，就猛然醒悟，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之志，修身修德。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蔗常馆学习后，日益读数为荣。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满腹经纶。当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不多见。

    文化周刊：这十年积累，为后来曾国藩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这样说吗？

    刘绪义：非常重要，这十年。一般人只关注曾国藩的第三个十年即“十年征衣”。要知道，曾国藩几乎是一夜之间从一个文官转变为一个武官，从一个京官转变为一个地方临时差使。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所以一开始他还是拒绝的，但后来好友郭嵩焘触发了他内心强烈的担当精神，才一改前定，不顾自己是个“三无干部”，即：无地方实职，帮助团练大臣相当于一个临时差使，非领导职务；无兵，湘军靠临时组建；无钱，朝廷拿不出钱来供给团练。实际上还可加一个“无”，就是没有军事历练，完全是一个外行。毅然夺情出山，开始他十年征衣的军旅生涯。他硬是率一旅之师，从一支1.7万人的湘军起家，一点一点将60多万的太平军吃掉。这一方面后世争议极大，但大都忽略了这十年曾国藩并非只做了一件事，他最大的意义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树人立法，培养了大批国家中坚人才。

    他是读懂近代史的一把钥匙

    文化周刊：一个时代的成功转型也就是变局，这不是靠一个人能实现的。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刘绪义：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他能以一种特别强烈的文化自觉来引领了这一大变局的转折。我曾经用八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叫做“立定根基，立战流俗”。立定根基，就是从自己做起，树人立法，做个样子出来；力战流俗，就是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正是这样，他的身边聚集了大批和他志同道合的读书人，并且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湘军将帅都是以移风易俗为己任。

    他身边有一个核心幕僚，叫做赵烈文，这在当时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而且很有正义感的一个读书人，也是一个能够与曾国藩谈论朝廷核心机密的人物，他留下一部日记，这部日记不管是今天的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是一部“信史”。其中他就多次谈到：“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意思就是曾国藩的大部分精力真正花在太平军斗的不多，绝大部分花在与世俗文法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斗。

    文化周刊：您认为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刘绪义：曾国藩是读近代史的一把钥匙。一般认为晚清大变局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现在的近代史划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其实鸦片战争并没有打醒大清国的子民。连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君臣上下都没有认识到，原因之一就是这场战争其实规模很小，没有触及清朝统治的根本。

    真正让人们惊呼大变局的到来是太平天国。这场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都是历史罕见的战争，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也危及到了清朝统治的根本。曾国藩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变局已经开始的官员。其次，当各地督抚、钦差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曾国藩以一旅之师，拼尽全力要去挽回这场危局，他是参与最深的一个人。第三，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确实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最后也认识到这一变局最终是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根子烂了，大厦将倾只是迟早的事。他希望高层有所改变，但当他看不到希望时，甚至发出“吾日夜望死，忧见社稷之陨”之叹，他不希望看到大清灭亡的那一天。他认为制造变局的正是政府，“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按照梁启超的分析，革命是为扑灭现政府为目的的，而现政府恰恰又是制造革命的工厂。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变革意图，但清廷只把他当作救火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