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堂冬季论辩大会引思考：儒学是否需要现代化

　2016年刚刚开始,贵阳孔学堂就为大众呈上了一个丰厚的“传统大礼包”,1月7日的冬季辩论大会上,来自浙江、上海和贵阳的几位专家,就儒学文化相关问题展开唇枪舌战,一场冬季辩论会拉开2016年传统文化活动的序幕。1月上旬,孔学堂组团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又获“十佳展台设计”。1月15日、16日,琴声悠悠,古韵醉人,在阳明大讲堂举行的孔学堂新春音乐会一票难求。孔学堂这朵传统文化之花不仅在本土怒放,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与国内数百家优秀出版社争奇斗艳,独显国学传承者之风采。

　　在这整整一月里的系列活动中,一方面,孔学堂扎根本土,以多元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接触传统文化精粹的机会,成功网罗了大批“粉丝”；另一方面,它又以富有活力的年轻姿态,走到全国的视野之中,展示一个以新锐概念传承国学精品的先锋形象。这个开年,孔学堂用一次次精致又大气的活动展示自己作为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丰厚角色。

　　论辩在中国曾经有过非常优良的传统,著名的“稷下学宫”、“鹅湖之会”、“那烂陀寺”等自由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以《儒学文化圈现代化与儒学“现代化”》为辩题,1月7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光明日报社、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孔学堂冬季论辩大会在孔学堂中华文化研修园内召开。

　　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传播,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与会学者就儒学文化圈以及儒学的现代化,当代儒学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走向何处,传统的儒家义理能否为现代化提供养料等话题,展开热烈的论辩,也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让儒学文化圈成为“人类共同体”

　　钱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儒学文化圈也是汉字文化圈。传统儒学,包括朱子学、阳明学,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儒家文化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我认为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途径,如日本是间接传播过去的。公元4世纪,朝鲜人王仁将《论语》带到朝鲜,后日本侵朝时,阳明学又通过战俘传到日本。而朝鲜和越南派人到北京来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吸取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儒学、四书五经的系统训练,远超日本。这是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输出最成功的范例。　　

　　传播途径不一样,每个国家“儒化”的程度也不一样。在日本,儒学和本土的神道、国学融会贯通。而韩国、越南的民族自尊心特别强,这是受儒家影响实在太深的缘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日本还是周边别的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国学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杭州大学校长去日本讲学,在一个小城市的市民大讲堂,吸引了500多名普通听众,令随同前往日本的我感到非常惊讶。

　　二战以后日本的不少官员同样喜欢中国文化,很多都是“中国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大力支持文化品牌建设,第一块招牌就是“儒学”,每年都召开研讨会,还推出了朱子学、阳明学。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立了儒教文化研究所,请了中国内地的很多学者去讲学,推崇儒家文化。

　　如今中国全社会掀起的“国学热”现象,是国力增强、文化自信的表现。对于儒学,大家的责任是怎样续写、如何现代化,让儒学文化圈成为“人类共同体”。

　　儒学现代化受西方文化影响

　　陆永胜(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以中国为中心、以东亚为主体的儒学文化圈现代化的过程,不断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很可能会加强。但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维护自身传统的意识也在增强。在这一环境下,或者说当代语境下展开的儒学现代化,有三个层面值得思考。

　　第一个层面是儒学的西化和现代转型的问题。“西化”指的是以西方的哲学、方法论为基础的逻辑形式。儒学的现代化,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学派到后来的新儒学的发展,是直到现在都被大家不断地讨论的问题,而且是用“以西释中”的模式进行的。

　　第二个层面,是儒学自身的形态,包括形式、内容的转化问题。儒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的解释等,现在争论得比较多的,主要是“以中释中”的模式。

　　第三个层面,即儒学如何参与现代化,并完成它的现代使命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思考诸如现代社会如何让人安身立命?如何解决伦理问题、生态问题、心态问题?儒学的现代化还应该和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相结合,并为它提供一个思想资源或理论依据。

　　这三个层面,前两个涉及的是儒学的理论层面,第三个层面与儒学的行动层面相关。而在行动层面,“现代化”其实是过程性和非过程性的结合体。

　　强调国人有自己的价值观

　　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也显现出来。一直以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比较多。我们所理解的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这些价值当成是我们也要遵奉的普世价值。但近些年来,儒家立场的学者,对西方人讲的普世价值提出怀疑,实际上也强调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有另外一套价值,这套价值至少在东亚儒学文化圈里面,是被我们看成普世价值的。

　　“五四”运动以来,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与晚清的儒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以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研究对象和建构的依据,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

　　新儒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要跟西方文化接轨,把西方人所认可的那套价值,当成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基本目标。那么现在这一复兴,不是完全回到清以前的儒学形态,也不会跟新儒学一样,认可西方的那一套价值,用西方的、现代的学科方式去传播经典。

　　老祖宗留下许多好东西

　　顾久(贵州省文史馆馆长、贵州省文联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上有两句话不能忘:第一,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的意思就是两只脚,中国人得踩在自己的大地上。第二,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我们有必要再回过头去,带着一份温情看看老祖宗的好东西,并且把老祖宗的话推广到整个世界,拯救整个世界。

　　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他的心目中,印度文化主要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它是降低欲求,换来平衡。西方文化是一种征服性的文化,它能带来高度的文明。而中国的文化是家人的相处,所有的人像一家人一样相处。这就是中国人的贡献。我们向西方人学,但不是变成西方人；我们喝牛奶,目的不是变成牛。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喝强壮了,还做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