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里悲歌阵阵

    岳麓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在……朱熹一生开办、修复、主讲70所书院，从他一出生就开始算，平均每年一所书院，都分布在江南岸。武昌起义后，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代表的和平演进路线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共和革命路线，一旦握手，清帝就退位了。

历史学者 李冬君 为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撰稿

书生的心气

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一早就爬起来，跑到岳麓山顶看日出。看到日出，就大吼一声：“赫曦!”“赫曦”的意思，就是“东方红，太阳升”。

没想到，他那一嗓子居然吼出了天命，从此余音绕山，召唤着一代又一代湖湘书生。后来从那书院里，终于走出了一位“赫曦”人物。那人“独立寒秋”，望“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如此书生意气，只有书院能培育出来，它的缘起，便在朱熹那一喝里。

湖湘文化，被朱熹那猛然一喝开了窍。那书生意气，本就是帝王学根苗。这根苗就在自家身心里，“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这便是“作新人”了。但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大人”啥样儿?“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牛!比“吾心即是宇宙”还牛!

书生意气长大成圣人气象，这就够了么?不够。光有内圣——“做大人”还不够，还要外王，去做超人。“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人够“超”了吧?还有更超的，直接向昆仑山下手：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这样的气象，不是一句“赫曦”就可以打发得了的，它已不纯是圣人气象了，既有君道同体，也有圣王合一，多少还带有些“霸王道杂之”。做超人是要有霸气的，“六经皆我注脚”，乍一看，便似禅，如禅之呵佛骂祖，推倒偶像一般，这样禅狂气，放在帝王学里，便是霸气。

湖湘文化里的霸气，是从心学来的，把心学带到岳麓书院里来的，并非那位“举头天外望”的陆九渊，而是“致良知”的王阳明，青年毛泽东那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诗里，第一句就是“名世于今五百年”，他大概自己也没有想到，从王阳明到毛泽东，这期间，大约五百年。

心学的霸气里，是含有兵法的。陆九渊虽未用过兵，但他“知荆门军”时，依山川形势，从容部署，访求勇士，议复国大略，已显兵家风范。而王阳明，则是众所周知的大兵家，他那两手破“贼”功夫——用兵破“山中贼”，讲学破“心中贼”，两手都很硬，连曾国藩也要佩服。

兵法之本，在于立心。立心以“定”，而有主体性;立心以“慧”，而有能动性。而心学，立定本心，打开慧门。“知行合一”，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完全打开。

心法即兵法，心学即兵学，是王阳明的心得。此人用兵，一生无败，学生问他用兵之术，他说：用兵有什么术!只要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就是术，胜负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

思想者小路

在前往贵州途中，路过长沙，王阳明专门去了岳麓书院。走在岳麓山里的一条小路上，他应该想起当年“朱张会讲”盛况，张栻当时主管岳麓书院教事。

盛况时，谁能想到朱熹晚年会有那样一番忧愤悲苦的遭遇，竟然会在一片皆曰可杀声中绝望而死。不过，人死了，思想没有死，连迫害者都死了，被迫害的思想还是不会死。思想者需要平反吗?不需要。他宁愿受难。

那么朱熹呢?他的思想不是从伪学变成理学，他本人不是从伪人变成圣人了吗?这难道不是平反?当然不是，那是王权主义向自由思想让步，是一代王朝被思想者征服。当然，不是被一个思想者征服，而是被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用思想征服。

思想，要传承。思想者，要有接班人。书院，便应运而生。统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书院。书院，是思想国，是思想者的共和国。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还有共和的制度与生活。书院，是思想者的家园，思想共和，是共和国的根。文化中国在，书院就在;书院在，思想者不败。

岳麓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在……朱熹一生开办、修复、主讲70所书院，从他一出生就开始算，平均每年一所书院，都分布在江南岸。这样一支思想大军，代表文化中国出征，以书院的形式北伐，从江南到江北，到淮南，到中原，分布于黄河两岸，延伸至龙门—碣石一线。中国的思想者们，就这样以思想的传播和书院的拓展，收复国土和国权。

还在南宋灭亡以前，宋理宗就为朱熹“平反”了，但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北方的元朝已经认同了朱熹，而南宋离灭亡已经不远了。朱熹胜利了，不在于王权终于认同了他，而在于他和他的弟子们用思想完成了北伐。可他胜利的同时，也就是失败的开始，王权认同了他，也占有了他。

民间思想一旦成为官学，就像离开了大地的安泰一样，失去力量。是谁将朱熹高高举起，使之丧失发展的力量?是朱元璋。这位草根帝王深知民间思想的力量，离不开民间社会的土壤，他将理学从民间移植到了官方。这一移植，思想者就异化，这异化很可怕，能彻底打败思想者的，也就只有这异化。

到了20世纪末，龙应台女士也走在这条当年朱熹、王阳明走过、曾国藩和毛泽东接着走过的小路上，她在想，这千年书院为什么“时而房舍巍峨，书声琅琅，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书院，还出现在思想者身上，例如朱熹，究竟是什么使他的形象变成“断垣残壁”，使他的思想变得“鬼影幢幢”?“全是那政治的霸权”，可王阳明怎么想?

王阳明不知道有一种国家叫做共和国，不懂得还有一种政治叫做民主政治，当他从贵州回来，再次走在这条小路上，他依然还是反求诸己，从内心深处拿出良知。最根本的解决，是政治解决还是道德解决?他认为，是道德解决。因为他不知道于“君君臣臣”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和方式的政治解决。

而道德的根柢，就在内心里孕育，良知的光芒，灿如星宇。那就用良知来照亮一切吧!它的光源就在我们的内心里。良知的光芒，洒落在这条小路上，这光芒里，也许就有龙应台女士所说的对于政治霸权的抗争力量。她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就因为民间有这力量。

这力量，不仅来自良知，而且来自“学问”，她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个社会已经认为“学问”和“思辨”是维系文明的根本，那它一定就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那是对书院共和时代的赞美，对自由化社会的赞美。这条小路就是通往书院的共和之路，通往自由化社会之路，从这条小路上走出来的近代湖湘文化，便是“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文化。

共和国的根

自有书院以来，没有任何一所书院，能比岳麓书院更为有始有终了。

当年“四大书院”，北方的早就衰落了，只有江南的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在发展，宋代朱熹就在这两所书院讲学，明代王阳明也在这两所书院讲学，可到了清代，连白鹿洞书院也衰落了，而岳麓书院却更加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没有一所书院，能像岳麓书院那样集中反映并代表一方水土。白鹿洞书院不行，东林书院也不行，惟有岳麓书院能自豪地说，它代表湖湘文化。湖湘本土上，几乎所有的民间思想者都与岳麓书院有关。自从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伟大的讲学者来播下了理学和心学的种子，湖湘文化就在岳麓书院里成长起来了，不光担待一方水土荣辱，还要担待一国命运兴衰。

湖湘文化，从“格物致知”里抓住“物”——格物，格物不是致知，而是致用;从“知行合一”里揪出“行”——力行，力行不是求知，而是经世，走出经世致用一路。明清之际，王船山以经世致用，为湖湘文化开山;曾国藩以理学治军——格物，以心学用兵——力行，以圣化集大成。

自曾国藩以来，岳麓书院可谓英雄辈出，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最悲壮、最有血性、最为壮丽的事业，几无一不与湘人有关，从近代史来看，共和国之路便是从岳麓书院里走出来的。

青年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说了一句：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位曾文正公治学，是上法孟、庄，下效陆、王，调和朱、陆。他说，孟子有光明俊伟的气象，只有庄子与韩愈与他像;王阳明亦有光明磊落的气象，但文章，不及他们跌宕。他又说，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对于朱、陆异同，他说：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他以这样的学问，带出一支湘军，用枪杆子和笔杆子，一起来推动历史的进程，在王安石以后，以对外贸易和富国强兵，使重商主义在近代复兴。有人批评他，只顾个人名节，不顾民族大义，没有国权思想。当他平了太平天国运动，天下唯他马首是瞻，可他却裁军了，令无数英雄扼腕叹息。

朝廷自以为得计，使湘军分而治之，曾、左、李三分湘军，看似分了他权势，实则三足鼎立，形成犄角之势，平时互相争吵，关键时刻共同维持大局。曾家一军，其势难以发展，兵分三支，湘军据两江，而入闽浙、苏沪之地，握东南半壁。其后，曾军虽裁，但左、李二军发展起来，有三分天下之势。李军通过剿捻，其势进入中原;左军通过西征，从东南贯通西北;而他却依然坐镇两江，拥有东南半壁。就此而言，他不仅打下天京，而且还暗胜朝廷。朝廷虽然还是朝廷，可天下已悄然转移，不知不觉地都落在湘军手里。三人小骂大帮忙，纵横捭阖，鼎立天下，真是三个英雄一台戏!

什么叫老成谋国?这就是。什么叫和平演变?这就是。船山先生与满清不共戴天，可曾却为船山先生出版全集，这是何意?是因为他有了近代的眼光，不再以传统的改朝换代的革命为政治目的，而欲以重商主义为我民族复兴之契机，他的学生李鸿章，得了老师的真传，办洋务不遗余力。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接着吵，但一个占有西北，一个握住东南，使国权继续从满人向汉人转换，从湘军，到淮军，再到北洋新军，汉人按部就班收复国权。曾死后，李接班;李死后，袁世凯接班。可惜啊，重商主义的洋务运动，受挫于中日甲午海战。这一战，促使自由主义的变法运动提前，将和平演变打乱。

在戊戌变法中，岳麓书院又贡献了两位最英勇的青年：谭嗣同、唐才常。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为中国变法流血，从我谭嗣同始。于是，革命军起。从岳麓书院里，还走来两位铁血好汉，他们是共和革命的先驱者：黄兴——武装斗争的力行者，宋教仁——议会斗争的先躯者。推翻满清王朝，结束帝制政体，是靠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合力。一条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的渐进的改良主义路线，从洋务运动直至君主立宪，实现和平演变;另一条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共和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来自岳麓书院，所以，我们说岳麓书院，是共和国的根。

武昌起义后，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代表的和平演进路线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共和革命路线，一旦握手，清帝就退位了。后来袁世凯窃国，背叛共和革命，复辟帝制，护国将军蔡锷以抱病之躯，呕心沥血，在西南作殊死战，他也曾经是岳麓书院一书生。

接下来，大革命时代就要来临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他在文中问道：“湖南人底精神是甚么”?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玻带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陈独秀忍不住，还要发问：湖南人这等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听了这掀天揭地的一问，青年毛泽东，走下了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