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图。图/蒋宇

　　正如一个人学会的第一种语言将成为他的母语一样，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也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渊源中，私塾教育是启蒙教育最主要形式，其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华。民国私塾读的那些书，你读过几本呢？

　　蒙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

　　“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

　　毛泽东曾在家乡读过六年私塾，1964年8月18日，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文中，把这六年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他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把上私塾称为读孔夫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最早的教育都是贵族教育,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了平民教育,孔子是那时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私塾教育主办者，他是私塾的祖师爷。小孩子进私塾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孔子。

　　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类书，多为白话，词句也很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由于《三字经》中句子短又押韵，好记易背，过去湖南农村中的儿童还把里面两句编为儿歌唱：“人之初，抓泥鳅；性本善，抓黄鳝。”

　　《百家姓》是四个字一句，第一句是“赵、钱、孙、李”，因为这本书是宋朝编的，宋朝的皇帝世家姓赵，所以第一。第二个是江南浙江封王的钱镠，所以第二是钱。

　　《千字文》也是几个字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用一千个中文不同的字句，写出一部中国文化基本的大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梁武帝时代官拜散骑员外郎的周兴嗣。野史记载，周兴嗣同梁武帝本来便是文字之交的朋友，后来梁武帝当了皇帝，两人从朋友变成君臣关系。周兴嗣有一次不小心得罪了梁武帝，梁武帝大怒，命他能在一夜之间，把一千个不同的字，写一篇好文章，才能赦无罪。因此，周兴嗣就在一夜之间，写了这篇《千字文》。用一千个不同的中文字，写出有关宇宙、物理、人情、世故的文章。写完这篇千字文，周兴嗣一夜之间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白了。

《千家诗》是集唐、宋各家的名诗，比较偏向于初学作诗的课本。在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上，有的还附有李渔的韵对，如“天对地”、“雨对风”等等。过去读书考功名，一定要考你作诗联对。尤其到了清朝，作对子比作诗还盛行。

　　蒙学的基础读物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湖南人有句老话，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大概是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吧。

　经馆：《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它们是科举取功名的“正书”

　　开蒙识字之后，就可以进入系统学习阶段了。

　　私塾教育的用书和学习顺序，可以借《三字经》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如今几乎成了国学的代名词。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四书五经以及《左传》等等，这是私塾里的高级教材，在封建社会，只有研读了这些书，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到民国期间，依旧是私塾里的“正书”。

　　研读了四书五经之后，则可以看《鉴略》、《神童》等。《鉴略》是全部中国通史浓缩再浓缩的书，是便于青少年初懂自己本国史，先记其大纲大要的书。《神童》则是教孩子们先学做人，敦品励行的书。

　　《辰溪县志》记载，辰溪早在东汉初年即已兴办学校。清光绪中叶，全县有私塾100余所。私塾分蒙馆与经馆两类。蒙馆为儿童启蒙，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女学生则加授《女儿经》；经馆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本。有塾师自己在家开馆设帐、有一村一族或多户联合延聘塾师设馆和豪门富户独立延师在家设馆等多种办学形式，以村、族联合延师设馆为多。

　　而私塾学堂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私塾教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识字习字和诵书作文。无论哪个阶段，其教学目标都实在清楚，要求都严格明确。朱熹《童蒙须知》要求：“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划，不可潦草”。

　　至于私塾里的教授之法，则不求学生之能了解，而责其死读死记。清王筠《教童子法》：“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仪礼》、《公》、《谷》摘钞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晓。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每日必使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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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新变法后家塾变私塾，1935年被明令取缔

　　清末时期维新变法，废掉了持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办起了洋学堂，法定不承认家塾和书院的教育，称家塾为私塾，新式学校才叫正规教育。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各地取缔私塾。

　　民国中期，湖南省教育厅也发布《取缔私塾》令，同时组织塾师学习新教育理论方法，然后按其文化水平分配各小学任教。

　　据《辰溪县志》记载，1940年全县尚有私塾82所，1943年减为52所，1946年减为22所，翌年仅余10所。至1953年后，全部停办。

　　而湖南平江则是一个特例，在外地私塾绝迹后，平江仍到处都有私塾学校。据《平江县志》记载，1940年全县有私塾168所，学生4000余人。在20世纪80年代，平江农村“读老书”蔚然成风，私塾蒙馆重又复兴。最鼎盛时，一个自然村平均有一两所，多的有五六所。至1988年，全县有私塾84所。

　　如今，国学再度成为潮流，城市里不少国学班、国学幼儿园、甚至新式私塾。在这些学校，依旧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