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代同攻舆地 百年独领风骚 ──邹汉勋故居留存的记忆

    隆回县，地处湖南省西南部、资水上游，古称“都梁”。自清中叶以来，这里人才辈出：如中国近代史上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海国图志》编纂者魏默深，官至两江、湖广总督的清朝重臣魏光焘，伟人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叱咤辛亥风云的谭人凤、“修文演武双能手，护国倒袁第一人”的蔡松坡……，都曾孕育于斯，成长于斯，其影响及于古今中外。他们中不乏政界、军界的风云人物，更有科学文化界的专家学者，我国清代道咸时期著名舆地学家邹汉勋（1805─1853）及其“邹氏舆地世家”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邹汉勋故居全貌

    邹汉勋故居，坐落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北部的罗洪乡官树下村，由其父邹文苏始建于清乾嘉时期，故也称“邹氏舆地世家”之祖居。它是一座常见于湘西南山区的普通农家院落，由五、六、幢两正四横的木板房错落其间，每两栋一字排开，间铺青石小道。外匝以青石围墙、木构槽门。整个院落色调灰暗陈旧，与罗洪乡的其他农舍并无二致。很难想象：这座农家曾影响中国地理学长达两个世纪！

    近两个世纪以来，邹汉勋、邹代钧、邹新垓等一代又一代人，走出“草莽中”，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其间新秀迭出、魁杰踵继，形成传承七代、集结学者46人的地理、地图学术“湘军”。为后人留下学术精神楷模与数百种理论著述、上千种出版地图等优秀学术成果。

邹汉勋、邹代钧的部分著述

    早在清代乾嘉时代末期（1796─1820年），由邹文苏（1769─1831）吴瑚珊(1777—1831)伉俪开创了罗洪山坳“邹氏舆地学”的第一代。“名儒”与“才女”，联袂教其六个儿子“经世致用”之学。吴瑚珊——“中国第一位女地理学家”(何光岳语)，曾随父学习而“周知天下方舆沿革”的她，用知识和母爱把幼小的孩子们引入“舆地学”殿堂；以“聚灰画禹贡山川地图”方法，寓教于乐，诱导孩子们对的学习兴趣。其成效大著。六子“皆以经学、音韵闻名于世，尤长于舆地之学，并各有著述”。今举“七代同攻舆地”的几位代表人物，以示缅怀：   

   位于邹汉勋故居附近的邹门欧阳式牌坊

邹汉勋，字叔绩。邹文苏之第三子、“邹氏舆地世家”第二代兄弟六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学问涉及经、史、音韵、方志、典籍校刊等多方面，著述宏富。曾刊定王船山遗书51部300余卷，并加按语以助阅读。使当时已埋没200余年的珍贵文化遗产重见天日！1851年（清咸丰元年）秋，邹汉勋参加湖南乡试中举。1853年12月，随正在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一起守庐州城，抗击太平天国起义军，“遂同及于难”：1854年1月14日，庐州城陷，太平军攻入，次日，邹汉勋被杀，年仅48岁。

    他在地理学领域的贡献如下：

     闻名遐迩的“西南方志大家” 35岁的邹汉勋，受到同县邓显鹤的器重，参与纂修地方志，久困“于草莽中”的邹汉勋终于“厚积薄发”：1840年至1850年间，先后参与编制《新化县志》，《宝庆府志》、《宝庆疆里图》；应官方邀请赴黔，修撰《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五年修四府志（共计二百六十六卷）。

    协助魏源编纂《海国图志》 邹汉勋与中国近代史上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有着深厚的乡谊。两人的故居都在隆回县望云山脚下，前者在东麓，后者在西麓，他们皆以“博学”闻名当世。“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的乡谚流传至今。鸦片战争后，国家边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痛感“外夷形势当考地图”。魏源，在林则徐组织编译成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的基础上，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52年（清咸丰二年），正计划增加图版、扩为100卷本。正是这年，邹汉勋专程到江苏高邮造访魏源。此间，精心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

    学术界对邹汉勋方志学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1、他是中国地志史上提出“民生”问题的第一人；2，首次提出方志应具备供“行旅”效用；3，在地理制图上的除弊与创新、发前人所未发，提出针对旧方志“二十六病”的改革方案。

    邹代钧（1854─1908）。邹氏第四代传人，字沅帆。因家庭环境的熏陶，邹代钧自幼仰慕祖父邹汉勋的才华而致力于地学，父亲邹世繇也曾参修《贵阳府志》。他出生的时代是晚清王朝，受先辈“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早年即认真学习钻研我国地理著作，成年后，在中国近代地理学创建史上显尽风流。
邹代钧地理学人生中的精彩片段：

     为中国开启西方地理学窗户的第一位中国人

    鸦片战争爆发，封闭的清王朝国门被迫打开，外患日益严重，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迫切需要通过地理学了解世界。1887年，清政府派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邹代钧作刘公使的随员，成为“第一个”到欧洲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中国人。从传统“舆地学”根基坚实、具有勘界经历的稀缺人才而言，邹代钧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此次出访，是邹代钧日后成为中国地理学界风云人物的“起点”：就在此次出国期间，英方硬说哲孟雄（即锡金）属于印度。清政府命刘瑞芬与英人交涉，随员中唯有邹代钧慷慨陈词，雄辩哲孟雄与我西藏的历史渊源，引用了包括印度自绘国家地图在内的资料，驳斥了哲孟雄为“印属小国”的谎言，使英方无以辩驳。邹代钧的地理学才华在外交舞台崭露头角。归国时带回欧美诸国各种地理图册、书籍，对我国地理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外期间，创制了“中国舆地尺”。即用西制“迈特”（即公尺，又称“米突”尺）与华尺换算而成（1尺=0•308642米）。使中国人读任何外国地图时，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准。可以说，这一发明，加速了西方地理知识传入，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诞生的曙光。
  

 部分故居建筑构架及窗花

    我国最早的“舆地学会”与教学地图集

    1896年，邹代均在武昌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舆地学会”和地图出版机构(后称“亚新地学社”)，他组织综绘中外地图千余幅，在译绘西人地图（他从海外选购的地图精品）时，一律改用“中国舆地尺”，克服因各国尺度不等现象。“舆地学会”开创了以出版方式使各种地理知识书籍和地图在社会上流通的。同年，他们开始着手编制的“出版时间最早、内容规模最大”的“我国第一本教学地图集”，于1903年，正式出版发行。在校师生也逐渐有了教学地图和地图册。

    值得永久怀念的爱国主义者兼地理学大师

    在“邹氏舆地世家”中，邹代钧是“集前贤之大成”，为后人留下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在民族救亡舞台上，随处可见邹代钧的身影：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紧急关头，邹代钧冷静分析我海陆地形、地势，提出“与日人为久战计”的数万言策略。1898年，邹代钧又出现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南学会”讲堂，作题为《论舆地经纬度之理》的讲座。据说，“他的学生黄兴、蔡锷都把他传授的舆地学知识，运用到各自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去，获益非浅。”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55岁的邹代钧病卒于武昌舆地学会。“朝野咸悼之！”表达了当时举国对他的深切缅怀。

    邹代钧在近代地理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与实践

    有学者认为：1邹代钧是最早涉足近代地理学要素的中国学者；2、继其祖父之后进一步强调“民生”问题；3、运用人地关系理论，进行开发利用自然的实践；4、兼采中西，提高地图测绘水平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邹代钧1907年荣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地理总教习坛席，成为公认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邹新垓（1915─1975）邹氏第七代传人，（邹代钧之侄曾孙），邹永煊之孙、邹兴钜之子。

    受父命主持“亚新地学社”社务

    1908年，邹代钧逝世后，武昌舆地学会由其族侄邹永煊继承，并改名为“亚新地学社”。后其子邹兴钜承继父业。1939年，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的邹新垓，不幸遭父亲病故，受祖父之命主持“亚新”社务。据晏孝铭《邹氏地学源流记.序言》所说：邹新垓已“由球地表面进而研求地球内部实质”，将邹氏地理学推向一个更新阶段。

    更可贵的是，当时正值抗战烽火，邹新垓应抗日形势需要，创制《世界陆空军用地图》81幅及《中日航空图》等，以供盟军作战急用，对取得抗日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地图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与组织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图出版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邹新垓积极投入私营地图出版社与国营新华地图社（成立于1950年5月，前身是《解放日报》社舆图部）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12月9日，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1987年更名为“中国地图出版社”）在北京成立。邹新垓出任副总编辑兼编辑行政室主任。至此，虽然经40多年风雨的“亚新”完成历史使命而告结束，但邹新垓为国家地理事业的奉献有了新的开端。

    邹新垓为国家为民族勤于地理事业的一生

    解放前，在邹新垓主持下，即使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亚新地学社”也没有停止地图与地理书籍出版。此间，他主编了二十余种地图及地理书籍，主要有《亚新版中国分省图》、《亚新世界地图》、《世界地理纲要》等。同时主编清华大学《地学集刊》杂志，发表过许多地理学重要论著，主要有《西北地理与土地利用》、《滇缅铁路的经济地理》等。这些作品是邹新垓精湛的学术造诣、坚实的地理学制图学研究功底以及丰富的制图经验集中体现。

    新中国成立，为邹新垓提供了地理学学术研究、地图编制出版事业更广阔的天空。现存他所拟定的《地图编制设计大纲》，阐述地图编制的科学性、直观性、艺术性等思想，是他在地图编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术界认为：“他的这些编图思想，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此外，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邹新垓在清华大学地理学系毕业留校工作期间，曾参与调查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对中印、中缅、中尼边界作过实地勘察，掌握大量实地勘查资料，因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与邻国的边界谈判中派上了大用场，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重视。据悉，周恩来总理曾批示为他安装住宅专线电话，以保持特殊联系。

    1975年10月，隆回“邹氏舆地世家”最后一位传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献身中国地理和地图事业的邹新垓，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60岁。人们震惊地发现：老人在临终前夕、带着病痛仍伏案翻译外文地图资料！

   位于邹汉勋故居对面山上的的邹代钧墓

访问过邹氏故居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彭卿云 先生感慨地说：“自古都梁多学士，除了最先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首推邹氏七代舆地世家。以邹汉勋为代表的祖孙七代，一脉相承，持续二百余年，专力于舆地学研究，著述之丰、成果之巨，为古今所罕见。他们对中国舆地学的创建和发展，对世界地理、地图学的推进和完备，以至对反侵略的胜利和中外边界谈判所作出的贡献，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

    从清末到民国、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时期，“邹氏舆地世家”总是与祖国和人民息息相关、生死与共。 邹氏地理学者所植根的“经世致用”、“锲而不舍”等优秀文化传统：从邹氏夫妇的精心教子、诲人不倦到邹汉勋“穷年兀兀，静对一编，不与世俗接”的耕读家风；从邹代钧“为翻印地图，倾家荡产，炊烟几绝”到邹新垓为祖国的地图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思想品格，都是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平凡的故居与不平凡的影响力之间的强烈反差，也为我们留下太多的震撼、感慨、借鉴与启迪！看似山野柴扉、寻常庭院，转眼回归为“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文胜迹。

     可喜的是，邹汉勋故居已由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推进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我们要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谋划发展、推动工作，切实保护好本地区的文化遗产。使之成为我们的新农村建设、美丽的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殷切期待的那样：“邹氏这个‘风流文采，倾动一时’的学者世家及其故居，必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云山碧水之间，在中外学者之林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