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建议（之三） 政商关系将发生根本转变

（接上）第三章 政商关系将发生根本转变
在持续反腐的局势下，目前政商关系将受到何种影响？本课题组认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

一、 反腐成为新常态
1、“打老虎”：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3年1月23日，中纪委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京举办。王岐山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以“打老虎”为代表的反腐行动轰轰烈烈展开，势如破竹。被调查官员的层级不断提高，范围也不断扩大，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两人被调查，“打老虎”进入一个新阶段。
2、制度反腐：从不能腐到不敢腐
从制度层面来看，2014年10月中国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将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5年8月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增加了一批立法项目，其中就包括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行政监察法。这意味着，当预防与惩治腐败以制度为保障，那么反腐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纵观十八大后的反腐防腐制度建设，涉及内容林林总总，包括问责行贿、清理“裸官”、八项规定、巡视工作等等。我们经过梳理总结，归纳为 “不敢腐”和 “不能腐”两个方面。
加强惩戒机制，让官员不敢腐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开始实施内容包括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勤俭节约、廉洁从政等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直接挤压了政商关系中的腐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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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措施强硬，效果明显。据中纪委数据，截至2015年10月31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超10万例，处理人数近14万。据中国烹饪协会数据显示，受“八项规定”影响，2013年全国餐饮收入25392亿元，同比仅增长9%，增速创21年来的最低值，其中高端餐饮严重受挫。全国餐饮企业月倒闭率高达15%。
从2014年的“猎狐”到2015年的“天网”，政府更为积极地开展海外追逃、追贪。以“天网”行动为例，自其启动以来，我国已追回外逃人员1000多人，其中公职人员240多人7。“中国第一女贪官”杨秀珠的胞弟杨进军在潜逃美国14年后被遣返，即为标志性事件。对于腐败官员来说，海外不再是逃避司法打击的“避难天堂”。
自十八大至今，中共已展开九轮中央巡视工作。据公开报道，2015年，中央巡视组共巡视83个单位，累计谈话1.5万人次，受理各类信访件12万余件次，发现了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000余件、“四风”突出问题400余件。
2016年的首轮巡视更是首次对四个省进行“回头看”，随后辽宁、山东这两个被杀“回马枪”的省份都相继有省部级高官落马。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巡视工作常态化的标志，意味着反腐不再是“一阵风”，而是会“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十八大以来许多行之有效的巡视工作方针和经验方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7 《刘建超：今年以来又追回6名“百名红通人员”》，2016年3月11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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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机制升级让官员“不能腐”
2012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解释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司法解释在实质上强化了行贿问责，改变了过去行贿难判的司法现状，提高了企业非正常政商关系的风险，也间接减少了官员受贿的机会。
2013年10月，中组部发布了明文规定8，官员不得在企业兼职，此后，掀起了一股独立董事离职潮。不仅如此，官员离职从商或执业的行为也被人们用越来越严格的标准进行审视。例如，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原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作为高级顾问加入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反垄断和竞争法业务部，就引起了媒体广泛的注意。据《新京报》报道：“现行法律对于官员在企业任职早有限制性规定，《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9 随着类似现象的增多，相关法律将得到更彻底的贯彻，而仍然存在的制度漏洞也会被逐渐堵塞。
大力推进与有关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2014年，中央组织部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裸官”不得在5类重点岗位任职，并从源头上防止贪官外逃这一长期存在的腐败隐患。仅2015年一年，全国就清理副处级以上“裸官”3961人，岗位调整1061人。
8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9 据《发改委反垄断官员跳槽美律所当顾问》，2015年3月13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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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十八大之前中共反腐也一直在推进，但以上种种制度的出台和实施显示，这一轮反腐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与以前相比更倚重于“制度式反腐”，减少了“反腐一阵风、吹吹就过去”的可能性，反腐常态化使得非正常政商关系行为的存在空间在较长时期内都会被明显压缩，也使得企业家调整对待政商关系的态度成为必要。

            二、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在反腐成为新常态之后，简政放权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企业和企业家们将面临新的政商环境。
过去通过权钱交易，政府官员释放部分资源给市场。在现实中，随着管制给官员带来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员会得到负向激励，更有动力去实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减少管制。而减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趋势。
      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当选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记者会上，面对中外记者就宣布来其施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国务院行政审批事项要削减三分之一。这项工作成为李克强施政头两年的重心工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最频密的议题。根据国务院自身的发布的信息，这一任务在2014年底提前完成。三年来，累计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达618项，占原有底数的40%。在完成三分之一的任务之后，201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把这项改革推向纵深。并且，国务院还宣布，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取消。这是一项极大的变革，用李克强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壮士断腕”，将过去容易产出腐败的权力直接砍掉。
      对于企业家而言，要做出的改变也显而易见，过去在许多领域，只要拿到牌照，通过审批，进入行业就可以赚钱。因为准入的门槛非常难获得，但是今后，许多行业的准入权会放开，进入者会更多，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监管政策也会变多，规范经营比取得审批上的优势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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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型企业家群体已经成长起来
         中国政商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的第三点原因是新型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以1984年为当代企业史元年计，目前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年历史。这些企业的许多创业者已逐渐退居幕后，由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第二代接班。这些新的管理者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具备海外留学背景者，他们更认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
这些企业家二代往往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许多人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多年，对法治化、市场化和文明化的认识较深，知识结构、价值观、是非观和经营观与其父辈相比已有明显不同。根据潮商协会副秘书长介绍，目前潮商越来越规范有一个重要原因，现在都到了二代接班的时刻，潮商的二代很多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他们的经营理念与父辈有明显区别。
       目前，国内二代接班人开始掌管企业的典型是娃哈哈和新希望。1982年出生的宗馥莉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他的成长履历在第二代企业家中是典型。在初中毕业之后便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完成了高中到大学的教育。此后回国，协助其父亲管理哇哈哈集团事务。
据媒体报道称，宗馥莉“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影响，与重视人情的父亲大不相同。她更尊崇严格的规章制度，与中国人习惯含蓄表达的方式不同，她更喜欢直来直往。”
      类似这样的案例已越来越多，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女儿刘畅，也是从国外求学回国，开始参与企业管理。并创造了自己的管理风格，赢得了外界的称赞。
17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的日渐普遍，也让企业的政商关系变得更为规范。一般地，职业经理人逐利的动力没有创业者那么强，所以对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
     综上，在制度建设推动反腐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企业家在政府官员中的“保护伞”日益受到压制，商人行贿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执法环境，这些都推升了旧的政商关系的经营成本；加之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空间的增加，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二代更现代化的管理思维，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政商关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本报告正是基于这个转变的时间节点，来看待政商关系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