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建议（之四)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策略比较

第四章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策略比较
             如前所述，政商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开透明的政商关系将成为一种趋势，它将长期发展、完善，这是一个漫长的走向商业文明的过程。而政商关系未来依旧是企业经营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作为企业，需要既要意识到政商关系的新变化，积极主动地顺应这种变化，而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个变化不会一步到位，企业未来经营之路上可能还会出现不当政商关系的陷阱，要做好措施，防范高风险的不当政商关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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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组政商关系策略的比较。
一、与官员近，还是与事近？
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属于社会道德和价值判断问题，又存在操作尺度问题。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政府官员之间的距离与关系？下面有一组对比案例。
刘汉，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2013年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以160亿元列32位。2013年8月，刘汉因卷入周永康案件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15年2月，刘汉被执行死刑。在刘汉事发后，从一系列资料中可以看到，2002年，刘汉曾高价向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儿子周滨购买项目，此后，刘汉与周永康家族过从甚密。在周永康案发后，刘汉失去保护伞，终至获刑。
与此类似，近年来因官员被捕而牵扯入刑的企业家不胜枚举，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牵涉甚深的丁书苗，有与薄熙来案相关联的徐明等等。这些人与官员的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他们中有的甚至参与了更深层的政治交易。当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到了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商人通常就变成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政治上的结盟，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的风险要大得多。
而相对比的是，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比如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等。
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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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跟着官员走，还是自己走？
企业与官员保持密切关系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1、紧跟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是首名落马的中纪委委员。他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在山西任职的十年时间，与其交从甚密的企业家，山西得一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胡树嵬也从一个勉强生存的书商，变成了名声显赫的地产老板。
2003年，胡树嵬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师兄申维辰产生交集。之后，胡树嵬所经营的图书城成为全省重点文化企业，得到诸多政策扶持。2006年，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正是在这一年，胡树嵬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
胡树嵬与多家外地知名房企合作的模式很简单，胡负责拿地，之后再加价转让给其他企业。
胡树嵬的得一集团以赞助商的身份频繁出现在省委宣传部推动的文化活动中，为申维辰的政绩添彩。随着申维辰到北京赴任后，胡树嵬拿地的风头方有所收敛。在申维辰东窗事发之后，胡树嵬也被彻底调查。
还有一些企业家，跟着官员任职地的变化迁移总部。
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和创鸿集团总裁黄鸿明是华南理工大学第三届EMBA学员。创鸿集团起步于广东揭阳，正是万庆良在揭阳主政期间。2010年，万庆良担任广州市市长，创鸿总部于同年迁往广州，并陆续在广州、佛山高调摘下多个地王项目。
随着万庆良的落马，黄鸿明随之被捕，创鸿集团传出裁员、破产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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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利用这样的特殊关系，企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这些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2、企业远离不健康的政商关系
一些企业靠近官员时，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转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有序的商业环境中经营。
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是否走出去，开始权衡异地求发展的轻重利弊。最终，在1994年，联想选择了香港上市，这不仅为联想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使联想成为管理规范、监督透明的公众公司，而这一步被柳传志称为联想的新台阶。
同样，许多成功的企业，也从其初创时所在的欠发达地区，陆续转移到了北上广深这样的营商环境更为正规的大城市，或选择了海外上市等途径，适时地把自己的企业引向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当然，政商关系千丝万缕，需要拿捏分寸、掌握时机。很多企业即使看到“走出去”的大方向，但选择以何种方式、何种时机、以及何种理由离开，才能做到与“老关系”不伤和气并平稳过渡，仍然是对企业家判断力、决断力和情商的考验。本报告第五章对此有进一步的建议。
三、资产：分散，还是集中？
企业资产的配置情况也决定了政商关系所导致的风险因素高低。
1、资产配置集中，一旦涉案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
2007年至2012年是重庆企业家集中出事的时期，身涉其中的企业家们几乎一夜之间所失去的企业控制权、有的被罚没上百亿资产、有的锒铛入狱，出逃海外，甚至被处以极刑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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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重庆企业家的那段经历，重庆案件具备一些普遍内因，导致了企业家惨痛结局。这个内因就是：企业没有合法健康的经营，以及风险规避意识不强。
在重庆打黑案件中，一些集团公司规模庞大，但公司家族化管理特征明显，税务和账目管理集中，母公司与分公司之间没有有效隔离，这成为此后被定罪且连累不涉案经营主体也一并罚没的关键原因。
重庆2010年开始第一轮对打黑案件罚没资产的处置，原则是“继续追缴”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意味着，涉案企业家过去积累的所有财产几乎瞬间化为乌有。
以原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为例，2009年8月黎强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七项罪行被捕，一年内，其个人、所控制的公司、乃至亲属与合作方的资产都被警方申请冻结，公司公章和账户均被专案组控制。
黎强虽未被判处没收所有财产，但其所有公司均被视为涉黑组织作案收益和工具10，绝大部分很快被司法拍卖，包括一些被判无罪的公司，属于黎强和亲友的股权也被一并执行。
法律界人士向媒体指出，黎强案之所以造成资产和企业重大变故，主要是其采取高度家族化经营，被政法部门强制羁押后，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有关。
2、资产配置良好，涉案之后资产或可保全
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曾是中国的草根首富，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国美电器门店，2008年以430亿元问鼎内地首富。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因操纵股价被调查，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11。
10 专案组的通常做法，是将这些公司和其涉猎的娱乐场所或有公司犯罪嫌疑的实体，一并在起诉书中称为“涉黑组织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和用于犯罪的工具”。
11 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判决，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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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黄光裕因涉案被判刑，但是目前，他依然拥有过百亿资产：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的股份，市值约140亿元；零售非上市公司100%的权益，估算价值约100亿元；历年套现135亿元，部分投资到房地产领域等等。这因为他将其资产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以及多元化投资。
（未完，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