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邀主持人:王进(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嘉宾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庄勇(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黄其松(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唐志明(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杨仁厚(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艳波(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曹端波(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任九光(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哲学博士)

　　陆永胜(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话题背景

　　中国乡土社会传承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乡贤文化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根植于中国古老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在古代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费孝通《乡土中国》研究了乡土社会和人,界定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也积极发挥作用,在维持乡土社会有效运转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明显。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基层治理智慧。为此,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专门组织一场“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座谈会,与会专家热烈讨论乡贤文化和新乡贤文化的传统内涵和现代价值,并就如何融入美丽乡村的建设提出宝贵意见。

　　对于新乡贤文化如何界定?新乡贤的主体人群是哪些?都需要仔细研究,并思考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如何融入新乡贤文化,建设美丽乡村?都需要建立新的体系,使得新乡贤文化融入到新乡村发展运动中来。

　　优秀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资源。乡贤文化中所蕴涵的高度智慧和人文价值,潜藏着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相契合的因素,如果能够把传统乡贤文化智慧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激活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对于激发乡村自我发展潜力,将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现代化发展浪潮中,大量农村优秀人才流向城市。大家认为,新乡贤的主体范围界定应该更加宽泛,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群,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也应该包括文人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如今返回故乡,用其所长反哺桑梓,完全能在建设美丽乡村方面出份力。

　　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强化城乡二元对立观念,带入城市知识分子融入新乡村发展体系,建立城市支持农村发展机制,建立发展精神和共享“共同体”,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美丽家园。

　　乡贤是地方文化维继者

　　王进:《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以建设美丽乡村,但什么是乡贤?什么是乡贤文化?还有什么是“新乡贤文化”?

　　庄勇:我想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归结起来,“乡贤”有三个基本标准: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从做人方面来讲,是道德楷模；立功,主要从做事上来讲,必须要身教；立言,古人要著书立说。身为乡贤,要有思想,要有从正面去影响社会。

　　“新乡贤”是什么?新乡贤得有时代的内涵。社会制度不同,乡贤内涵也明显存在着差异。经过数十年围绕土地展开的农村各项改革,涌现出不少的村庄精英和社会学者,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精英”,传播学称之为“意见领袖”。通常我们把那些有德行、有才华,为故乡、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称为新乡贤。这样一个群体的结构主体,可能类似于农村的优秀干部、乡村教师、道德模范、身边的好人等一些典型。他们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是群德高望重、口碑很好的人。应该说,这是当今中国新乡贤的主体。

　　如今,社会学把当前新乡贤分为在土的乡贤和舶来的乡贤。像叶辛这样的著名作家,就属于后者。新乡贤与传统的乡贤相比,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代表,即能人。

　　王进:张新民教授认为贵阳孔学堂修建的“乡贤祠”,其实不是乡贤祠而是名人堂。那么,想必张老师对“乡贤”这一词有自己的定义?

　　张新民:乡贤的产生是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儒家德治理想一定密切相关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德行是第一位的。我们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有一个德行要求,那么对人生命存在也有一定的德行要求。因此,乡贤一定要有德行。我们对德行的要求,要求他们立德、立功、立言。一个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天下情怀,具有公共性关怀。如果他们对于社会公共建设的价值,包括对社会构建以及国家的发展都不关心的话,那能说有什么德行呢?我认为德行应该展现出来加诸天下,因为天下是没有边界的。在这个前提下来讲乡贤,加入一个地方乡贤没有一个德行的标准,或是德行不够,道德身教都没有,那能成为一个乡贤吗?老百姓能认同你吗?

　　当然,我们理解的乡贤文化一定是在乡间内部的。乡贤祠是遍布在大大小小的地方空间里的。如果你为一州一市立德、立功、立言,你就是这个州或村的乡贤；你为一个省立德、立功、立言,你就是这个省的乡贤；你对这个国家有立德、立功、立言,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乡贤。

　　乡贤是地方文化的维继者,是地方性文化的权威,无论何时,地方是要靠乡贤来维持秩序和稳定的。传统中国国家的治理,管理乡村是通过乡贤来发挥作用,维护乡村的利益,与国家共治乡村。如今有了村官制度,士绅要重新建立他们在乡村的权威。那是不是除了村官之外,还需要一些文化代表来参与管理乡村呢?我看现在是出现了这个发展的苗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恢复“新乡贤”是必要的。他们除配合政府的工作外,还要充分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那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农民工的代表呢?我们社会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民间性的组织架构?除了制度的安排以外,我们还是要强调文化的持续性。新乡贤的意义很大,但需要长期性。制度安排很重要,但人在其中的力量也很重要。

　　乡贤文化凝聚群体认同

　　王进:如何让新乡贤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

　　任九光:“乡贤”最根本的一点在于造福相邻,造福民族与国家。讨论“乡贤”,应该首先界定什么是“乡”?什么是“贤”?讨论乡贤这个概念,还应该讨论的是乡贤制度本身,因为它有庞大的社会体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是由一个个重要的事件构成的轨迹,因此在探讨“乡贤”时最根本的关键点是人的生命中的重要事件。

　　古文里的“乡”字,两言相对而坐,中间有一个食物一样的东西,含义应该是两人相对敬辞。从甲骨文的翻译来看,“乡”最早指代的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密社会关系,才能做到相互敬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展,人的活动空间的范围不断加大,和他具有亲密关系的人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汉朝,“乡”已经具备了行政区划的概念,乡里设有3个不同的官职,负责乡间的教化、赋税及基本道德的建立。在汉朝,已经具备了“乡”这种行政区划的权力机构,或者说是社会治理的职能。从这点可以看出,“乡”当时没有界定为是农村的说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的轮廓得以出现,才有了城乡对立的概念。

　　在朱熹《四书集注》里,“乡”是鄙俗的意思；而在《四书注疏》里面,“乡”只是一种行政区划,不带感情色彩的解释。南宋的朱熹,让“乡”这个字产生了贬义,即卑下的风俗。在此种意义上探讨,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何城市没有出现“城贤”,只在农村建立了“贤”呢?

　　相对而言,乡村的发展是在城市之后,乡村贤人的数量相对是比较稀有的,作为个体的乡贤,是很容易凸出的,从而在乡村的治理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这个群体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历史角色。这种现象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教育水平、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些乡土气息浓郁的能人,但是从一种社会现象发展成一种文化现象,就必然有共同的社会背景。从乡贤到乡贤文化,是一个个体现象到群体认同想象的过度。

　　张新民:“乡”是相对一个家的籍贯,“乡贤”是有立德、立功、立言者。有国之乡贤,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比贤更高,贤之上有圣,孔子之后无圣。做官,退居,带着文化的身份可以称为乡贤,城也可称乡贤,只是身份不同而已,不能仅仅因为做了许多好事才称乡贤。

　　黄其松:乡贤,或者说是乡贤文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谈一种社会秩序,或者叫做社会控制。这些概念,古今是有差异的。乡贤这个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传统社会的乡村,或者是叫做一种社会控制。那么,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机制,以及这种机制背后的文化观念来控制这个社会?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像我们今天之所以谈新乡贤文化一样,那可能就涉及到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变化,而社会控制机制的变化实质上是我们的社会本身的变化。

　　契合发展语境回应当代社会

　　陆永胜:现在来提新乡贤,它一定是当代的政治与当代的文化双重语境的一个契合。我们不可能撇开这两个层面来界定“新乡贤”的内涵,我个人认为,至少应结合这两种语境,包涵4个方面的内容,简单以4字概括:政、经、德、情。

　　所谓的政,就是政治的政,强调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的“新乡贤”绝对不能和时代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经,就是经济的经,我们也可以说是经世的“经”,就是说从功利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为家乡经济建设、乡村建设进行服务。德,可能跟一般人概念里的“乡贤”有些类似,就是道德,进行一种乡村教化。德,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人成为乡贤的一个依据。情,这是新乡贤达成知行合一、情理合一的一种情感依据。

　　贵州有数百万贫困人口,这些人很多都是在乡村。乡村经济的发展一定离不开乡贤。现在乡村的发展主要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我们的政府体系,另外一个体系就是在野的力量,即我们所说的乡贤。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个体系应该逐渐地合一,只有这样才能够引导乡村经济的发展。有时候拿几百块钱做好事扶不了贫。一定要建立一个体系,在其中文化精英要能站出来,这个文化精英群是多层次的。

　　庄勇:为什么当代中国农村需要新乡贤?从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结构变化了,分产以农户为单位,农户要面对强大市场的冲击。中国农村地窄产差,组织化程度非常低。要把单个的农户组织起来与强大的市场抗衡,应时代之需,新乡贤就应该站出来。

　　我们在围绕扶贫攻坚战略时,就提出贵州农村需要一大批能人,除了政府扶贫建议以外,还需要乡村自治。当时团省委就提出了“春晖行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呼唤游子报答家乡,懂得感恩,报效祖国,走新一轮乡治之路。

　　陈艳波:今天谈论新乡贤与乡村建设的问题,我举的是政府在社会制度的一个观念进步的案例。乡村现状的原始化程度非常高,这样一个现状,需要重新凝聚起社会控制的力量。但是如果单纯的全部由权力机构——执政部门来完成的话,就比较困难。新乡贤要承担的是什么样的功能?这个可能是我们传播学需要去讨论的话题。在这样一个乡村治理的整体前提性框架当中,想建立起政权和个体(民众)之间的一个社会桥梁,要把它作为一个重新拢聚原始化村民力量。期间,已经可能不出现一个综合的、各个方面能力都非常强、德性非常高的力量,这就需要不同的群体来构成,这毫无疑问扩大了中间阶层的力量。

　　曹端波:儒家思想之好,就是坚持了小共同体。很多民族地区的诗歌,也就是《诗经》一样的诗歌,以及它的经典文献通常都得到保护重用。我并不是说乡村没有文化,没有它的体系。我是说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就是说小共同体最重要的一个区域,能够保持社会机制的稳定性。中国文明为什么不容易灭掉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新乡贤文化呢?我们要思考如何重建,不是我们随便能够定一个标准或干些什么。我觉得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明应该重新了解,重新去理解它。

　　新乡贤是公共空间的代表

　　王进:请您多谈谈我们要怎么去改变?

　　陈艳波:我们来讨论和研究制度层面的问题,不是指国家法律来规定的,而是真正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让它自发性的生产、生长。更应该强调的是,这种社会力量是在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村民自主、自治的一个结果。

　　从公共的角度去讨论新乡贤,我更希望新乡贤成为公共空间的代表,它能够传递乡村社区的信息,能够成为社区利益的一个介于政府、介于权利和个人之间的平衡力量。这里尤其要强调它的公共性,而不是他与权利合谋共同来完成对乡村的治理。可能50年后我们的乡村情况发生了改变,村民从现在对衣食住行的追求跨越到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一个诉求。那么,他就应该能够成为公共空间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能够代表民众成为有资格、有力量、有权利和政府机构进行对话和协商的这样一个角色。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应该想象我们农村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具体表现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导致空巢化、空心化和留守儿童的产生。很多知识精英回到农村,过年写很多农村现象的描述,都是带伤感色彩的。传统乡贤,是镶嵌到现实的生活事件里面的,是镶嵌到意义体系里面的。但现在那个意义体系还能和今天的相匹配吗?

　　如果我们现在来提倡今天的新乡贤文化,是要想在当代的意义世界里面或生活现实里面,嵌入一个符号或采取一个事件,我们就要思考,到底在这个背景下界定什么是新乡贤?我觉得新乡贤是不该依存本地的,因为乡村本地的精英实在是太少了,不光是精英,还需要呼唤精英的归流,或是农村必须想办法留住精英。我们在呼唤新乡贤文化的时候,考虑和界定纳入中国现代化现代史这个背景去考察,纳入到城镇化背景中去考察,纳入到农村当代的建设中去考察。如果不这样考察传统意义的世界,只会进入到一种伤感的情绪,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

　　杨仁厚:目前,乡贤素质要与农村新的发展环境相适应,只有适应现实才能成为新乡贤。要有生态旅游理念,也就是说要有环保的意识与知识,因为现在的农村卫生条件比较差,所以要有环保意识、环保素质。现在的农村也是一个互联网的社会,农村人都会上网,所以在网络环境下,如何让村民尤其是新乡贤的村民,具有互联网所需要的素质和德,比如说判断意识和克制意识。新的乡贤如何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现在,农村比较富裕了,有一个特别影响生活质量的东西,就是村里的公共面积严重不够,还有就是村民建房子间距严重不足,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影响实用功能的发挥,所以乡贤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农村的教育、文化相对落后,中国富裕了,乡贤就应该在文化修养这方面做工作和努力,所以现代对乡贤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唐志明:我个人认为,乡贤、新乡贤有两个特点必须要考虑:一是贤人和民众一定要有互动,不能离开民众孤立地谈这个问题。二是要有民间民众的认可,不能自封乡贤或政府命令乡贤,没有民众的认可,乡贤是没有基础的。我这里提出三根支柱的问题:一是乡贤文化的根,它有历史的沉积,有脉络。二是它的主体。新旧乡贤都是有主体的,不管是民众也好,贤人也好,都是有一个主体的。新旧乡贤是有差异的,包括社会环境、科学技术都会有影响。第三,关于魂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旧乡贤、新乡贤都有一个魂,那这个魂是什么?我认为,有很大的因素是在基层,在民间,在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