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聚焦：发现“新乡贤”

编者按：

乡风、乡愁、乡恋、乡情，浓郁的乡土文化是国人内心最深沉的寄托。“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千百年来，多少从农村走出的杰出之士，或为官治学，或经商习艺，最后多会因莼鲈之思衣锦还乡、落叶归根。

他们中的不少人回乡之后，并不是诗酒自娱、过自家的小日子，而是以道德文章滋润乡里，在基层社会自治、民族文化传承当中起着诗书传家、尊师重教、纯化风俗、和睦相邻、稳定秩序的作用，是为“乡贤”。乡贤的影响不是来自行政力，而是来自感染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回顾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可以看到，乡贤历来都是受社会民众普遍推崇与尊重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乡民树立榜样，成为乡村道德教化的楷模，以及乡村建设的引领者与实践者;同时，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也成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然而揆诸现实，受社会、经济、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乡贤文化自明清以来，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这也必然影响到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乡村建设的意义关乎国家和民族。新时期如何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如何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再次吸引和凝聚各方贤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成为中央一号文件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曾语重心长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也明确强调。

那么，到底什么是乡贤?何谓新乡贤?它的群体构成是什么?如何当好新时期的新乡贤?在推动新乡村文明建设过程中，新乡贤还面临哪些制度瓶颈与现实考验?2016新春伊始，半月谈记者奔赴各地进行了深入调研。

乡土文明失落呼唤“新乡贤”

——发现“新乡贤”(之一)

半月谈调研小分队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中国乡土村落景象如今正渐行渐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不断遭到侵蚀，乡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乡村伦理生活中能起到身教言传之效的乡贤群体愈加稀缺。新时期如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引领带动下，借助这一群体，重塑乡村文明，让广大农村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留得住一份乡愁，成为一个令人期待和关注的话题。

乡贤遗失，失去了乡土文明的“魂”

“在以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是将乡村变成城市，传统村居变成火柴盒楼房;以土地、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村落在慢慢瓦解，传统的家族社会在逐渐裂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叶涛说。

许多乡村的“沦陷”，不仅仅表现在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消失。

孝老养亲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现在农村里却有相当一批年轻人拒绝赡养老人;勤劳致富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如今在乡村，有一些人偏偏认为投机取巧去赚钱才是有本事。此外，农村还存在干群关系疏远，换届选举被各种利益绑架等矛盾与问题。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原本可以引领乡村文化进步的乡贤人群，多数都变成了城市人。

“乡贤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人物。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凝聚力也必然会消失。”刘毓庆说。

一些基层干部也表示，现在的农村，修路修桥，无人牵头;贫弱乡邻，无人过问;水利兴修，无人去管;邻里纠纷，无人帮其出面解决;红白喜事，无人帮着操持。很多公益活动都变成了金钱交易，失去了亲情、乡情，也就失去了向心力，故乡也不再是亲情乡情的温暖港湾。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支点，而乡贤就是其中的切入点，这也是村民自治的传统资源。”浙江省德清县委组织部干部严峰说。

在传统乡村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乡土社会重拾邻里温情，让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乡邻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中央领导也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建设新农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

乡贤的“前世今生”

“乡贤”一词，是古代中国统治者对乡村社会中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其人生价值的肯定。明清之时，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凡有品学为当地所推重者，死后由主政的地方官请入乡贤祠。

长期研究乡贤文化的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在首届中国乡贤论坛上表示，乡土中国的稳定系于乡村稳定。自古皇权不下县，县是传统中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县衙是典型的“小政府”，主要抓税收、水利、司法等事项，至于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主要靠自治，而自治的主力军就是乡贤。

“乡贤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是介于官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可以及时化解民间的很多矛盾。他们既受百姓拥戴，也受朝廷赞赏。”陈秋强说。

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主要发挥崇文兴学、教化乡民，热心公益、大做善事，主持公道、维持秩序，引导风气、移风易俗，经济回归、反哺家乡等方面的作用。

清朝光绪年间，上虞市曹娥江多处决口，洪水泛滥。浙江布政使司支借库银3000两给上虞县修筑江堤，这项公益事业最终由知县交给当地乡贤连仲愚负责。连仲愚临危受命，为筑堤奔走呐喊，呕心沥血，经营堤塘达30年，还撰写了《塘工记略》及续编，保存了该地区大量有关江堤海塘的宝贵资料，由此受到清廷礼部行文褒奖。

“古代乡贤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他们在官场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刘毓庆说，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当前，乡贤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们将有德行、有才华，为故乡、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称之为“新乡贤”。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乡村教师、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新乡贤”在广袤田野中兴起

虽然受城市化浪潮裹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但在这股现代化大潮中却出现了“回流现象”，部分人群选择从城市回到农村、扎根农村、奉献农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建美丽家园。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农村，活跃着一批新乡贤，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特有的乡土情怀，感染和教化百姓，滋养和润泽乡风。

阳城县委书记王晋峰说，阳城县的乡贤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统，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以王国光、陈廷敬、田从典等为代表的一批名相重臣、官宦商贾以其令人景仰的道德和智慧，传播知识、教化乡民，成为令人骄傲的乡贤文化典范。

在阳城县的新乡贤中，有坚守村庄50年为百姓解除疾苦的乡村医生，有致富不忘乡亲的经商人士，有传承红色文化情系桑梓的退休官员，有“爱管闲事”热心调解的老支书等。

阳城县润城村退休校长原培印，利用自己学生多、关系广的优势，为挖掘家乡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而东奔西走、倾注心血，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润城这块地方，从明清以来就是商贾云集、经济繁华，老百姓没人出去打工，都是外头的人来咱们这里打工。但我回来发现，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村庄显得很荒凉，这让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原培印说，能为家乡多出一点力，谋一点利益，不仅对乡民好，自己也心安。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寻找新乡贤”评选活动。负责此次活动的筹委会成员、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副总经理黄志友告诉记者，2015年评选出的新乡贤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很多人都是在农村奉献了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

知识界在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地方城镇也在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重庆永川区何埂镇表彰了54名新乡贤，并开展了“讲乡贤故事，传美好家风”活动;江西新余市水北镇通过“党建+商会”形式培育新乡贤，倡导新乡贤“把家乡的老人养起来、孩子培养起来、年轻人带出来”;安徽安庆市许岭镇鼓励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四川绵阳街子镇也选出热心群众事务的退休老干部范定义、以身作则传承家风的村支书王方元等多位新乡贤……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活跃在农村的新乡贤主要由几类人群构成：一是有威望的退休公职人员，二是有影响力的成功经商人士，三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四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返乡务工人员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说，当下乡贤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舶来”乡贤。“在土”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离土”乡贤可谓“离土不离乡”，外出打拼，有成就后荣归故里或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舶来”乡贤原本不是本地人，多数是早年到某地创业，逐渐成长为当地致富带头人，他们的观念、思想甚至对潮流事物的态度，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周边乡邻。

“新乡贤”新在何处

“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将在新时期农村建设中发挥新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丽说，当下涌现的“新乡贤”呈现出两个新特质：一是处于新时代，即面临乡村衰败，中国工业化已经到了可以以工补农、以城哺乡的历史性新时期;二是涵盖新的多元整体，包括仁者爱人、中正务实的干部，为富也仁、义利兼得的企业家，崇尚自由、厚道理性的知识分子，还有推己及人、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的任何普通人。

“新乡贤继承了传统乡贤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践行内圣外王的中国文化品格，有‘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深’，他们是危机来临时能立德、立功、立言的普通人。”何慧丽说。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表示，传统乡贤多为封建体制下的官僚，而新乡贤不问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在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有所成就，愿意为家乡、为农村、为社区建设尽力的人，都是新乡贤。

对于新乡贤的时代作用，何慧丽将其总结为“外发促内生”。在他们或者衣锦还乡、或者情系家乡的言行关照下，乡村留守群体才会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环境的价值，才会重新捡拾起源自乡土的价值意识和自信情感。

此外，新乡贤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社会秩序的维系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利用换届选举契机，将一批有经营头脑、社会声望的乡村能人吸引到村干部队伍中来，打造以百姓喜爱的好支书杭兰英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乡贤群体，发挥他们德治、善治的力量，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力求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同时，上虞区还成立了203个老娘舅工作室和5个专业民间调解机构，将一大批热心公共事业的新乡贤吸引到调解队伍中来，有力促进了乡村自治与基层和谐。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部分新乡贤通过群众选举担任村干部，重建农村干群鱼水关系，走出了一条新乡贤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盐湖区区委书记王志峰说，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群体之一，这种价值观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强制推行则行不通;如果没有官方认同，民间想把一种价值观推开也很难。新乡贤群体能够把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群众需求与提高群众素质结合起来。

“新乡贤不是万能胶，但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这一群体所做的事多能引起群众共鸣，可以点燃、激活农村群众的善念，而一旦点燃这种情绪，很快就铺天盖地。”王志峰说。

无论是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工人，还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村官、活力四射的回乡创业青年、隐居山野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这些新乡贤群体或是用自己的优良品行引领社会新风尚，或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或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关爱社会困难群体，增强乡民的归属感，他们普遍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起了振兴乡土文明，革除精神荒芜的重要作用。

从治理到守望，“新乡贤”如何当

——发现“新乡贤”(之二)

半月谈调研小分队

面对剧烈变迁的农村社会，新乡贤承担着怎样的使命?所谓乡村社会精英，其嘉言懿行，言及何处，行在何方?半月谈记者近日深入各地乡村，了解新乡贤作为，倾听新乡贤故事。

乡村治理的参与者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寺头乡，有个“第二派出所”，“所长”是58岁的老中医董显辉。从1975年从事乡村医生至今，董显辉已有40多年的从医经验，曾做过寺头乡卫生院院长。退休后的董显辉可没闲着，除了回到卫生院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还热心帮助群众调解邻里纠纷。

在卫生院，董显辉有时遇到打架吵嘴的情形，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董显辉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先后平息和化解了多起因交通事故等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慢慢地，他的调解工作也从医院内做到了医院外，并有了一个寺头乡“第二派出所所长”的称号。

在这方圆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好像没有董显辉“摆不平”的事。对此，董显辉并没有觉得光荣，而是隐隐有些担心。“纠纷多了，说明民风不淳。”董显辉说，在以前的农村，尽管人们读书少，但很淳朴，道德水平也比较高。但现在，人们钱挣多了，但道德水平普遍下降了，讹人、敲诈是常有的事。

一直以治病为己任的董显辉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提高村民们的思想认识。他用毛笔抄写《三字经》《道德经》《论语》等国学内容，写好后送给乡民们。学校老师也把他写的东西张贴在教室墙上，给孩子们看。

每逢过年过节，董显辉还写春联送人。他说：“外面卖的春联，内容都是祝人们发财致富的，我写的春联是教村民怎样做人做事的。”

这些举动虽然看似微小，但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村民的心。

在甘肃省永登县柳树乡教场村，不管是修路架桥这样的大事，还是邻里纠纷、婚丧嫁娶这样的小事，村民们都愿意找乡贤李发勇拿主意。

61岁的李发勇为人正直公道，家庭和睦，诚实守信，是村民公认的贤德长辈。村民孙永禄得了肝病，家里没钱住院，李发勇主动拿出5000元替孙家解了燃眉之急;村民李玉生因堆放农家肥与邻居发生矛盾，在李发勇的帮忙调和下，化干戈为玉帛。

李发勇为村民干了许多事，但他并不是村干部。最近一两年，他在村里日常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2015年6月，教场村评定“五星级”文明户，李发勇和村里其他9位德高望重的村民被邀请担任评委。全县的“五星文明户”包括科技致富星、诚信守法星、和谐友爱星、公益义务星、文明新风星，村民被选上后就有资格去信用社贷款。最终有10户村民因孝敬父母、诚实守信、致富有道而当选。

村支书李发奇告诉半月谈记者，自从该活动开展以来，多年来让他头疼的乡村风气明显扭转，人人都开始向“五星文明户”看齐。“2015年政府在路边栽的树，都有村民主动去浇水，街道上堆积的垃圾牛粪再也看不到了。”

长期研究乡贤制度的专家、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许顺富教授介绍，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古已有之，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劝导解纷。这一类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多由乡贤担任。”

在基层，利用新乡贤进行基层治理的方法正在逐渐推开。以贵州为例，2015年8月以来，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探索“村支两委+乡贤会”的新管理模式，各村陆续成立“乡贤会”，目前全县已成立80余个“乡贤会”，2016年全县374个行政村将实现全覆盖。截至2015年9月，全县34个乡贤组织已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573件，化解矛盾纠纷102起，捐助公益事业资金500万元。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表示，现代乡村治理要将党政部门的力量和乡贤文化有机结合。“如果只注意组织力量和制度力量，太刚性了一点;如果只注意乡贤文化力量，又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所以要刚柔相济。”

道德教化的活标本

在湖南省慈利县偏远的通津铺村，大大小小9块黑板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对村风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负责打理的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学校老师，而是耄耋老人刚国民。

走在漫山翠绿的通津铺村，谈起刚国民，可谓无人不晓，村民们都对其严教子孙、睦邻友亲、热心公益的好家风交口称赞。

87岁的刚老精神矍铄，腰不弯，背不驼，声音洪亮，思维清晰。他是县城关水电站职工，退休后和老伴回到农村生活，育有5个儿女，日子都过得很红火。

“好家风是无声的教诲，儿孙满堂，个个争气。”村支书黎昌平介绍，20多年，刚家和睦孝顺的家风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村里每一个家庭。

不仅是家风影响村风，更有刚老的亲身表率。村里超市前一块黑板报上，一首《麻将累人》打油诗诙谐易懂，告诫村民们不要沉迷赌博。而在其余几块黑板报上，还写着“百善孝为先”等主题。

黎昌平介绍，9块黑板报都是刚老自己掏钱建的，顺口溜、打油诗、小故事都有，通俗易懂，路过的村民有事没事都能看见。

在慈利县的另一个村庄——象鼻嘴村，退休工程师向亮华，同样是专注于革除精神荒芜、实现道德教化的新乡贤。

每天6点半，向亮华准时来到村图书馆，打开早已准备好的广播稿，伴着村舍的鸡鸣，全村的喇叭响起《弟子规》《千字文》等，山谷间回音袅袅，农人渐次早起出工，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学校。

61岁的向亮华4年前从央企退休，告老还乡。他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村庄转悠后发现，现在的农村，问个路，人家爱理不理;借支笔，满村跑;偶尔搞个文化下乡，无非放个电影，银幕下观众寥寥无几。

随后，在向亮华的组织发动下，借助张家界国学教育研究会的支持，象鼻嘴村举办了几十场孝道、德育、幸福老年等主题的传统文化课程，创办了颇具传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和文化养老院，组建起老年艺术团、腰鼓队、龙船队，连续几年举办村民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会。

第一次给村里的党员、组长讲授传统文化课时，向亮华首先深鞠一躬，村民们哄笑:“向老师，你又没犯错，给我们鞠什么躬?”

“只有低下头，人的谦卑之气才会上来。”向亮华用身体力行的礼仪感染身边的人，见到3岁的小朋友，照样弯腰鞠躬问好，一米八的高个儿头低得和小孩子脸蛋一般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