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从基层走出的实干派，不忘“为政初心”的天下第一廉吏

最近，中央电视台重播了电视剧《于成龙》，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热议。作为清朝的一名官员，在三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这既说明了这位被称作“天下廉吏第一”的清官的为官之道、道德文章具有长远的价值，也说明了在当下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下公众对官员群体的某种期待。

沉潜民间    大器晚成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少年天才，官场亦是如此，因官场升迁自古皆有严格制度，宋人形象地把它称作“磨勘”，亦即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升迁，制度设计的益处在于使得官员能够经历各种职务、不同环境的历练，使其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样，也可以在不同的岗位锻炼并选拔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则在于每一级职位对于年龄的要求较高，故大家倾向于及早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当中，易急于求成。但实际上能力与年龄并无直接关系，沉潜深思，修身养性，积累经验，久久为功，才能走得更远、更牢固，与其推崇少年天才，反不如推崇那些默默奉献，涓滴成流，聚沙成塔，大器晚成之人，于成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于成龙生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其时正是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少年时代，他就勤奋好学，熟读诗书，学而有成，自幼便明事理，见识过人。他曾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考中乡试副榜贡生，但迟迟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过着清苦的耕读日子。这样的岁月锻炼了他的才识，也让他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帮助。

于成龙在家乡时就名声在外，曾经有记载说，明末有盗贼蜂拥而起，当时乡里居民曾欲修筑堡寨以防卫，堡寨所在的地方就在于家祖坟附近，风水先生告诉他说，堡寨将不利于祖坟风水，但于成龙笑着回答说，若能保千家万户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轻，应当修筑。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思考问题往往能从大局着想，体贴百姓疾苦，与他后来的从政思想一脉相承，这显然与他在家乡几十年的沉潜有关。

所以仕途升迁，不必在乎早晚。

从基层干起，不忘“为政初心”的能吏

《韩非子》里记载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武”，习近平总书记也用过这个典故。这句古语对设计一套科学的干部遴选机制很有启发，高级官员的成长总是需要在基层、在艰苦区域历经锤炼，换句话说，不在艰苦的地方磨炼，就很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考验，“年少得志”往往“行之不远”。

顺治十八年（1661）于成龙第一次出仕，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他第一任官职是任广西罗城县知县，从山西到罗城，行程将近六千余里，家人、亲友都很为他担心，但他不以为然，决心要为民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罗城县地处荒僻，条件十分艰苦，据于成龙文集《于清端公政书》记载，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人不过数家，满目荒凉，野狼遍地，甚至没有官衙，最初只能寄居在关羽庙里，把床安放在周仓塑像之后，以院内积土当做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没过多久，他带的两个仆人就遇到瘴病而死，另一位仆人见此情形，也告辞而去。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于成龙兢兢业业，为民谋利，问民疾苦，设学校，兴教化，不久便有成效。罗城盗贼频繁，这一方面是因为贫穷，自然条件险恶，另一方面也是与族群关系复杂有关。除了汉人外，还有瑶人等民族，民风强悍，相互仇杀，常据险为盗。于成龙编查保甲，约束居民，同时率乡勇直捣盗贼巢穴，一时居民安居乐业，尽心于农耕。

于成龙去罗城时，家眷都未跟随，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县政事业上，爱民如子，当地人看于成龙生活清苦，便向他馈送一些油盐，于成龙笑谢说，“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不出三年，罗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绩出众，于成龙考核时被定为“卓异”，这是清朝官员考核的最高等级，被调任四川合州担任知州。于成龙调任前，罗城人民夹道送行，“泣送数百里”。

合州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非常之重，担任知州职务对于成龙而言，又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到任以后，立即对旧有积习进行改革。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贴要求合州送鱼，于成龙接贴后，坚决拒绝，同时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居民役务负担废除了十余件，又设法鼓励人民开垦荒地，百姓赞扬他清风廉洁，有如在罗城一样。

两年以后，于成龙又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驻扎岐亭镇。有一年黄州闹饥荒，于成龙一直清廉，没有什么积蓄，就把所乘坐的一匹骡子出售以赈济灾民。但好久不长，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兵封直指湖广，于成龙于康熙十三年（1674）署理武昌知府，招抚叛逆，他曾自骑一骡直奔敌寨，并成功劝服叛军，其勇其智令人叹服，这与他在黄州、武昌任职期间人品高洁、廉洁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开的。因平叛有功，又被擢升为黄州知府。尽管战事紧急，但于成龙依然极其关心民心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员之间的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康熙十七年（1678）再被擢升为江防道员，操练水师，卓有成效。

在正式成为省级大员之前，于成龙以不惑之年出任罗城知县，随后又出任知州、知府、道员，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历练。难能可贵的是，以如此高龄仍在基层任职，于成龙没有丝毫心灰意冷，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兴教化，废除陈规陋习，同时自己也是清正廉洁，也许这正是于成龙在任职之前那句“天理良心”的“为官初心”最好的体现。

从“于青菜”到万人恸哭震江涛

《论语》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古语强调了官员从事政务需要崇高道德和人格魅力的示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官场之风，对于高级干部这些“关键少数”而言，更是如此。于成龙的经历，对今天高级干部或许不无启迪。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以六十一岁高龄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全省司法案件，迈入地方大员行列。当时正值三藩叛乱，百姓负担很重，大狱迭行，于成龙到任之后，立即逐一纠查，将那些被冤屈入狱的平民尽行释放，当时的福建巡抚曾大加赞扬，说于成龙执法不徇私情，屡伸冤枉，同时甘于淡泊，为福建全省廉能第一，也得到康熙皇帝的认可，赞扬于成龙居官有年，素有才能，没多久，就被再擢升为福建布政使，是福建全省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仅次于巡抚。于成龙虽然已是高官，但依然与他在任职罗城知县、合州知州时一样，廉洁奉公，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从不知享受，也从不收受馈送，即使这些馈送是当地长期形成的惯例，也一律不接受，卧室除了有一些书籍、朝服和煮饭器皿外，别无一物，他自己曾说过，“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

两年后，于成龙再次升任直隶巡抚，后一年，又升任两江总督。这两个官职属于清朝在地方官员中最重要的，可以看出于成龙政绩是多么突出，康熙皇帝曾经召见于成龙，称“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还称赞他廉洁自持，始终如一，说“直隶巡抚于成龙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着闻。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于成龙在直隶巡抚任内，对当时官场馈送结纳的风气深恶痛绝，到任即告诫州县，不许收刮百姓，馈送长官，如有违反，绝不宽宥。于成龙到任两江总督时，并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大张旗鼓，以示威严，而是与幼子共骑骡车一辆，悄悄入衙。平日也是轻车简从，到民间查访，革除积弊，通宵达旦地工作。于成龙生活简朴，常常食用青菜，不知肉味，故有“于青菜”之称。江南经济发达，文人众多，原有奢靡之风，因于成龙力行勤俭，竟至世风大变。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多年积劳成疾，于成龙病逝于任上，众人到其寝室，只见到绨袍一袭，靴带二，瓦瓮米数斛，见者为之落泪，一个担任两江总督的高官，清贫至此，古今都不多见。丧归山西之时，“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付地哭，江涛声殆不闻”，康熙皇帝为他写了碑文，赐予谥号“清端”，大加褒奖。于成龙逝世后，入北京三立祠，所谓“三立”，即“立功、立德、立言”。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于成龙去世二十多年后，康熙帝南巡时还听到江南流传的于成龙清官故事，江南士民依然在追念于成龙，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对今天廉政文化的某些启示

于成龙不仅是廉吏，而且是能吏，堪为道德楷模。他的成长历程，与他持有正确的义利观有很大关系，即做官不是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故而每到一处，都能不避艰险，不避非议，勇于任事，坚持原则与正义，兴利除弊，甚至得罪上级、豪强也在所不惜；以公正、廉洁坚守，“公生明，廉生威”，一生勤政爱民，始终如一，自甘淡泊，严于律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下级信服，百姓信服，故能政通人和，百姓乐业。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于成龙之所以在康熙朝出现，与康熙朝肃清吏治，努力完善健全选拔考核制度，严惩贪官，一扫积弊，官场风气较正有关，故而廉官、能吏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官场环境下迅速被提拔，并进一步为官场新风注入活力。

于成龙的事迹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依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官员考核应重德行重能力，而不是按照年龄一刀切，于成龙以四十五岁高龄刚刚入仕，依然成为一名杰出官员就足可借鉴；二是官员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廉洁奉公，为民谋利，方得受人敬重，方能行之久远；三是官员要修身养性，勤于读书，于书中结交古今圣贤，才能免受不良风气侵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四是要使一大批廉洁官员能够在官场中出现，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这就需要国家下大力气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新风，廉洁官员才能从中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