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责一生中打过哪些败仗难以忘记？

核心提示：就连“用兵如神”的军事家毛泽东，也曾说过：“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也是我指挥的；还有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4月27日第10版，作者：李英田，原题：《败仗之因，也是制胜之源》

败仗是血色财富，也是胜仗之母。

1950年10月，38军第一批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部队因未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影响了整个战役的预定战果。为此，彭德怀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军长梁兴初。

“知耻而后勇”。第二次战役，38军汲取教训，大胆穿插迂回，果断切断敌军退路，一举扭转整个战局。彭德怀在嘉奖电的结尾亲笔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名扬四海。

小的失败往往孕育着大的成功。38军书写了我军正确对待失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典范。

诸葛亮有言：“善败者不亡。”它告诉我们，能够正确对待失败、善于总结教训的人，最有希望获得胜利。败仗之因，往往是制胜之源。善待挫折才能赢得机遇,超越失败方能收获成功。

胜利的获得并非一路坦途，把失利化作有利则是胜战的法宝。1948年6月，驻守襄阳的康泽15绥靖区陷于孤立，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命令部队攻打襄阳。可是，没想到对方早已做好准备。部队首战失利之后，指挥员吸取“先夺山后攻城”的教训，采取“猛虎掏心”战术，全歼守敌，活捉康泽。襄阳战役成为我军“十大城市攻坚战”经典之一而名垂军史。

其实，“常胜将军”的美名是建立在败战的基础上的。即便是“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在军事指挥上也有过失误。1959年，他谈起自己一生有4次失误：一次是1932年打赣州，一次是1940年百团大战，一次是1948年西府战役，最后一次是抗美援朝中的第五次战役。

就连“用兵如神”的军事家毛泽东，也曾说过：“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也是我指挥的；还有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只有打不倒、摧不垮、战不败的将军。

能看透多少失败，就能赢得多少胜利。1949年的金门战役，对我军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思想轻敌、经验缺乏、指挥不力等都成为我们成长中的“财富”。正是由于我军指战员充分汲取血的教训，才有后来海南岛战役、一江山岛战役的完胜。

善败者不亡，不能不善待败战者。1958年，中央决定炮击金门，而指挥员恰是在金门战役中失利的叶飞将军。当时，金门战役后，叶飞自请处分，毛泽东不但没有处分他，而且让他指挥后来的金门战役。正是金门炮战，让我们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胜利，实现了“联蒋反独、一个中国”的战略目的。

据军事专家统计，我军建军以来，大规模的败仗超过10次，胜仗400多次。诚如毛泽东所言：“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正是因为敢于正确对待失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批批优秀年轻干部经受住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成为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支撑。

事实证明，向成功学习和向失败学习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容易陷入盲目乐观和机械模仿的怪圈，后者则可以很好地警醒自我、规避风险。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场上每一次胜利都是众多因素合力的产物，具有不可复制性；而每一次失败却有必然的、确切的原由，由失败得出的教训可以让我们无限抵近未来的胜利，正所谓“知不可为，尔后可以有为”。

“善败”并非不在乎失败。比如，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打得比较被动，一度在大同、集宁、泗县、张家口、四平、南麻、临朐等战役中失利，但总体而言，这些战役只是局部战役，没有“伤及要害”。1947年后，我们边打边总结，使教训变成财富，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赢得了事关解放战争全局的三大战役。

面对未来战争，我们需要善待失败。但是，全局性、关键性的战役战斗决不能输，也输不起。因为战场上的胜败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旦发生战争，军队必须决战决胜，否则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所以，要注意研究败仗，多暴露问题，善谋制胜之招，确保一声令下能够上得去、打得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