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原：《岳阳楼记》诞生地 花洲书院忆范公

赵慎珠 程韬光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57岁的范仲淹肺病在身，他以身体不佳为由，向宋仁宗上书《陈乞邓州状》，求解边任。得到皇帝的恩准后，11月，他从邠州南下，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到邓州赴任。

寒风萧瑟，草木摇落，一路之上，范仲淹的心中，该是愁绪万端。

谁也不曾料到，范仲淹的这次到来，却让邓州意外得福，延宕不绝的儒家文脉从此深植邓州，葳蕤成林，而花洲书院，更因为他在此写下的《岳阳楼记》，成为文人雅士景仰的一处文化圣地。

宛南名胜百花洲

3月21日，微风，细雨，空气中带着泥土的芬芳。

沿邓州古城向西南行，一条干净整洁的柏油道路旁，一古朴幽雅处格外不同，它绿水环流，竹柏掩映，繁花似锦，醒目的飞檐闯入眼帘，是花洲书院。

走过护城河上24米长的范公桥，大门正中有启功题写的“花洲书院”匾额，楹柱上对联：“重整花洲五百年，常新教育；再施霖雨三千士，永荷陶镕”，它是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山长（书院院长）丁登甲撰，南阳府学生员刘维汉所书。

登临一段古城墙，再东行百余米，便是巍峨壮观、江南园林楼阁式的建筑——春风阁。工作人员讲解，这个“攀临远目，万象兼收”的“高层建筑”，原为范仲淹创建，后多次重修，20世纪40年代毁于战火，2004年在原址上重建，成为一处标志性景观。

拾阶而上，站在三层阁楼的最高处，花洲书院尽收眼底。

整座建筑为南山北水、东西相照的布局，五进四院的院落，多采用清代建筑风格，体现着书院的庄严、恢宏。沿中轴线望去，春风堂讲堂居中，东部是百花洲园林，西部为范文正公祠，亭台假山，错落有致，九曲回廊，曲径通幽。

900多年前，正是范仲淹精心打造了这个书院。

北宋时的邓州，辖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六山障列，七水环流，舟车会通，地称陆海”，地理位置重要，为中原重镇。

范仲淹到任后，政简刑清，民怀其德，他也对邓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的赋诗中写道：“南阳本佳地，偶得作守臣。地与汝坟近，古来风化纯。”他的心情和身体都有了好转，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著述，去思考如何治理脚下的这方土地。

或许是一个暖意融融的日子，不经意间，他想起了百花洲。

发源于南阳内乡县翼望山的湍河，自北向南流经邓州，至城东南形成一个洄水湾，连带一处浅浅的沙洲。范仲淹的同年进士、挚友谢绛任邓州知州时，在沙洲上修建一处园林，取名百花洲，曾为一时胜景。

范仲淹知邓时，亭阁倾颓，杂树丛生，胜景似乎随故人的远去而凋敝。惋惜之余，他决定按照家乡姑苏城（今苏州）的园林风格，重修此处。

范公拿出全部积蓄，社会贤达和当地百姓也踊跃参与，没多久，洲上桃李迎风，松柏挺立，亭阁辉映，连廊逶迤，百花洲再次成为宛南胜景，为缺少风雅的邓州平添了一处著名“景区”。欧阳修当年路过邓州，赞百花洲：“野岸溪几曲，松蹊穿翠阴。不知芳渚远，但爱绿荷深。”

依百花洲畔，范仲淹建花洲书院（因百花洲而得名），培育人才，实践州县办学的宏愿。在城墙上，他重修览秀亭，增建春风阁、文昌阁，以启文云。

书院讲堂取名“春风堂”，它和“春风阁”的取名，都来自“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的典故。

公务之暇，范仲淹时常在春风堂上执经讲学，春风阁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上与民同乐。范仲淹描述自己的生活：“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

“春风堂”三字匾额为米芾手迹，堂前四株桂花树，根深叶茂，郁郁葱葱。

“折桂”二字，常用来比喻科举及第，范仲淹在春风堂前亲手栽下桂花树，鼓励学子奋发读书。春风堂和桂花树在元代毁于战火，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代知州马应宿重修春风堂，补栽桂花树。

后世始终感念范公，感怀他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在此写就

范仲淹到达邓州的第二年，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6月15日，在百花洲畔，他收到滕子京派使者送来的一封书信。

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年进士，同朝为官，还曾经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二人又同时被贬，范仲淹贬知邠州（今陕西彬县），滕子京贬知巴陵郡（今湖南岳州）。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他们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滕子京到任一年后，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了岳阳楼。良辰美景登高望远时，滕子京想起了好朋友范仲淹，想请他为岳阳楼做记。

按照乾隆年间《巴陵县志》的记载，滕子京600多字的来信言辞恳切：“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他说的很直白：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显，若想岳阳楼从此天下扬名，必得有一位雄才巨擘为它作记方可。在他眼里，只有范仲淹，才是众望所归的“重磅”人物，才能担当此任。

随信而至的，还有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参考。

范仲淹手握书信，回忆起政治风云中的跌宕起伏，自己和好友的人生际遇，不免感慨万千，他该如何勉励自己和朋友？一篇文章写什么怎么写？他没有急于动笔，反复揣摩，摹景状物，构划于心。

9月，多日干旱少雨的邓州幸得喜雨，旱情解除，他的心情为之一爽。

9月15日，秋风清扬，日光朗照，范仲淹忽然百感兴发，神思泉涌。春风堂前，他展纸走笔，一篇辞采华美、气韵生动的不朽之作喷薄而出，跃然纸上！

300多字的《岳阳楼记》，气势磅礴，造意深刻，字字珠玑，文情并茂，特别是它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更是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未至岳州，亦描烟雨洞庭，一篇妙记传千古；甫临邓郡，便创芬芳书院，十亩幽湖泛百花。”春风堂前的一副对联，生动传神，写尽后世对范公的崇敬。

没到洞庭湖，未登岳阳楼，千里之外，范仲淹却把洞庭湖渲染得波澜壮阔，把岳阳楼描绘得锦绣斑斓，让人身临其境，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杨德堂考证，宋代任友龙撰写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记载，范仲淹年少时，在洞庭湖边的安乡生活、学习，洞庭湖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写过：“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第二年他写过：“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湖，无限胜长沙。”在诗中，他还形象刻画出了舟过洞庭、人上高楼的种种思绪。

阅读厚厚的《范仲淹全集》，还能找到他在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分别写下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诗句，其中“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一句，会自然联想到《岳阳楼记》中的：“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可以想见，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前，已经对描写对象十分熟悉，且早已成竹在胸。

一篇佳作，大多有其才情、阅历、命运遭际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或许，在邓州的一段执政经历，也为名篇增添了风采。

范公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每年亲自带领百姓凿井耕田，引水植禾。邓州境内，百姓安居乐业，百业俱兴。嘉靖《邓州志》称赞他“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正月，朝廷准备把范仲淹调到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一带）任职，圣旨下到，邓州百姓把传旨的使者围在了人群中间，请求朝廷收回成命。数万百姓跪道挽留，绵延数里，“不忍公去”。范公深为民情所动，上书皇帝，恳请继续留任，第二年正月，他才离开邓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更是在邓州身体力行的实践。范公先忧后乐，邓州垂拱而治，范公之于邓州，相互映衬，辉映了《岳阳楼记》的横空出世。

花洲书院弦歌不断

春雨纷飞，如丝如缕，如烟如雾，晕染成一幅朦胧诗意的水墨画卷。范仲淹执政讲学，教化后人，他的“忧乐”精神，如春雨一般，润泽后世，传承至今。

他性情率真，讲学时或击掌高歌，或迎风长啸，先生激情澎湃，学生如坐春风，范仲淹用“春风堂下红香满”来记录书院之盛。

邓州人贾黯，在书院创建当年就中了状元，范仲淹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等，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范仲淹离开邓州后，百姓十分怀念他，在花洲书院旁建祠祀公。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黄庭坚专程到花洲书院，瞻仰范公遗迹，挥毫题诗：“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

元代，书院因战火一度荒废；明代，书院三次重修，易名为春风书院；清代，修复15次之多，再次达到鼎盛。书院累圮累修，办学不断，是邓州重要的教育中心。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花洲书院更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儒学退出历史舞台，新学发扬光大，今天的邓州一中，就由此发展而来。

百花洲上弦歌不断，春风堂里人才辈出。翻开花洲书院的近代历史，一位位精英赫然在列：河南辛亥革命先驱王庚先，抗日英雄梁雪，留法文学博士丁肇青，著名教育家丁声树、韩作黎，著名作家姚雪垠、二月河、周大新……

“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惠沾百万家”。花洲书院因范仲淹而盛，邓州人也视书院为教育圣地。2002年修复书院时，邓州从单位到个人，自发为其捐款，筹措资金1000多万元。

小雨淅淅沥沥，漫步在楼台水榭间，耳边传来2007年央视著名主持人陈铎在书院动情吟唱的《岳阳楼记》，恍惚间，似乎步入到历史的层叠处，又见黄发老者与民同乐，莘莘学子发奋读书的一幕幕场景。

时光易逝，韶华难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却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