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我同游意大利的时候,想必是在进行一次“感伤之旅”,目的在考验他和陆小曼之间的爱情。 本文所有插图来自《人间四月天》剧照 我不晓得胡适为什么要同时邀请我和陆小曼去他家,但我感到不能回绝。也许他想展示一下我们各自有多进步了,也许只是有兴趣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不论他什么意图,我知道我去的话可以表现“志气”。 一 彼得死后,徐志摩和我一起去了趟意大利。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徐志摩都在焦虑地等待由他朋友胡适从中国寄来的信或拍来的电报。 过了几个月后,我晓得我猜得八九不离十:徐志摩又恋爱了。这次的对象是北京一个名叫陆小曼的交际花,他唯一的问题在于: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他发现了他们的恋情,扬言说要杀徐志摩。 所以,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徐志摩都会收到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回国的信件。 有天早上,徐志摩终于在看完一封信以后抬起头看着我说:“太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胡适致函徐志摩,告诉他可以安全回家了:陆小曼的丈夫已经改变主意,决定不杀徐志摩,而答应与陆小曼离婚。 徐志摩与我同游意大利的时候,想必是在进行一次“感伤之旅”,目的在考验他和陆小曼之间的爱情。 1926年春天,我又开始接到徐志摩和徐家二老的来信。虽然王赓和陆小曼已经完成离婚手续,可是陆小曼的母亲在确定徐志摩和我离了婚以前,不让女儿嫁给徐志摩:她不希望陆小曼屈居妾的地位。老爷和老太太在得到我本人同意以前,也不让徐志摩娶陆小曼进门。徐家二老和徐志摩都希望我马上回国,我成了局内人之一。我从娘家去见老爷和老太太,他们住在上海一家旅馆的套房里。 走进起居间的时候,我深深一鞠躬,向他们问好,然后对徐志摩点了一下头。他坐在起居间那一头的一张沙发上。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戴了只大玉戒,色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绿的。这种翠玉叫作“勒马玉”(stop horse jade)。据说古时候有个王子曾用他的玉戒指着一匹向自己猛冲的马而救了自己一命:那匹马一看到那鲜绿的颜色,以为是草,就立刻低下头来盯着瞧。 “你和我儿子离婚是真的吗?”老爷打破教人紧张的沉默气氛, 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啦,老爷和老太太早知道这回事了,可是不管离婚文件写 什么或是徐志摩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要亲耳听我承认。 “是啊。”我尽量用平和中庸的语气说。 徐志摩这时发出一种呻吟似的声音,身子在椅子里往前一欠。老爷听了我的回答,显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差点儿难过起来。 老爷问我:“那你反不反对他同陆小曼结婚?”我注意到他用的是“结婚”而不是“纳妾”这字眼,可见他已经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摇摇头说:“不反对。”老爷把头一别,一副对我失望的样子。从他的反应来判断,我猜他一直把我当作说服徐志摩痛改前非的最后一线希望。 徐志摩高兴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尖叫,乐不可支,忙不迭地伸出手臂,好像在拥抱世界似的。没想到玉戒从开着的窗子飞了出去,徐志摩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惊恐万状——那是陆小曼送他的订婚戒指。 二 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大概过了一个月,我收到老爷和老太太从天津拍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请携一佣来我们旅馆见。” 我到天津以后,看到老爷和老太太非常烦恼的样子。可见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婚礼后已经去硖石探望过他们了。 “陆小曼刚来看我们,”老太太想起他们见面的情形,怒发冲冠地开口说,“可是她竟然要求坐红轿子!”这种轿子需要六个轿夫扛,而不是通常的两个人,而且一个女人一生只坐一次。 “还有啊,”老太太继续说,她话讲得太快,声音都发抖了, “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 老太太说:“那饭还是凉的,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哪。” “现在,你听听陆小曼下面做什么,”老太太接着说,“吃完饭, 我们正准备上楼做自己的事,陆小曼转过身子又可怜兮兮地对志摩说:‘志摩,抱我上楼。’” “你听过有这么懒的人吗?”老太太差不多是尖叫着对我说, “这是个成年女子啊。她竟然要我儿子抱她,她的脚连缠都没缠 过哪。” “那天晚上,老爷跟我讲:‘我要坐下班火车离开这里。你打理打理箱子,告诉用人一声,弄好了再与我碰头。’” “所以,我们就到北方来找你啦,你是我们的儿媳妇嘛。”老太太的话到此打住。老爷和老太太置我于一个多么别扭的地位啊!我知道徐志摩一定会恼羞成怒。结果我猜得很准。当我把徐家二老从天津带到北京家中,就接到了徐志摩打来的电话。 他问我:“你写信给他们,要他们去找你。是不是?” 我说:“不是这样。我何必这么做?” 徐志摩说:“教陆小曼没面子啊!” 我并没有叫徐家二老来,他们只不过是不了解陆小曼的新作风罢了。徐家二老搬来和我同住的时候,还差几天就是庆祝时间长达三个月的农历春节了。我们一起共度佳节,仿佛又同到了从前。阿欢收到好多礼物,老爷和老太太甚至还记得我生日是农历最后一个月的二十九日。这段日子我试着不去担心单独留在硖石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事有凑巧。新年过后不久,我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妈妈病重;于是徐家二老得回硖石去了。我立刻带着公婆前往上海。他们先待在一家旅馆,再回硖石,那时徐志摩和陆小曼还住在那儿。 我抵达家门不到十天,妈妈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 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围在床边,为失去妈妈哀伤。丧事由我一手操办。 徐志摩没有出席任何一场我父母的大殓仪式。我并不指望他为了我的情面到场,却希望他能看在我兄弟的面子上露面;可是我兄弟并没有因为徐志摩缺席而觉得受辱。我在沙士顿的时候,二哥曾经写信告诉我,他觉得我们离婚的消息就像我们的父母辞世一样让他难过。二哥爱徐志摩的程度,不亚于爱我们的父母,他当然会宽恕徐志摩没去参加丧礼。 三 徐志摩一度赁居的法国租界,和英国租界一样是个漂亮的地区,那儿有法国人参加的法国运动俱乐部,还有一个法国公园,里面有块为了纪念法国一位飞行家而命名的大石头。 星期六的时候,我会带阿欢穿过租界的林荫道去徐志摩家,好让阿欢和爷爷奶奶共享天伦。有天下午,我把阿欢送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撞见了徐志摩。徐志摩拦住我,语带不安:“我一直在想,你认为阿欢应该怎么称呼陆小曼才好?” 在中国,一个人的称谓是很重要的,它反映了一个人受尊重的程度。徐志摩平常看起来不在乎这些事情,倒是我一直留神要恰当地称呼别人。他现在为什么在意起来了?我心里酸溜溜地想。“叫‘继母’ a 怎么样?”徐志摩又问。 我尽量不带感情地说:“随你高兴,只要阿欢愿意那么叫她就好。” 可是徐志摩试着要当时快十岁的阿欢叫“继母”的时候,阿欢拒绝了。他不想用任何称谓来喊陆小曼。 我本人对于陆小曼并没有敌意。她和徐志摩恋爱的时候,我已经和他离婚了;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跟我毫不相干。事实上,她能够和她丈夫离婚,改嫁徐志摩,我为她高兴。陆小曼离婚的情形不同于我。她晚我三年离婚,那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我离婚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为自由恋爱而离异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还有,陆小曼是在有人可以投靠的情况下离婚的,我却只能自己靠自己。 我们在上海做邻居的时候,我只和陆小曼吃过一次晚饭。那天是胡适请客,当初就是他给在意大利的徐志摩写信的。我不晓得胡适为什么要同时邀请我和陆小曼去他家,但我感到不能回绝。也许他想展示一下我们各自有多进步了,也许只是有兴趣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不论他什么意图,我知道我去的话可以表现“志气”。 吃晚饭的时候,我看到陆小曼的确长得很美:光润的皮肤,精致的容貌。她讲话的时候,所有男人都被她迷住了。饭局里,她亲昵地喊徐志摩“摩”和“摩摩”,他也亲昵地叫她“曼”和“眉”。他对她说话的态度是那么有耐心,那么尊重她。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让我想起他以前跟我说话的情形,总是短促而草率。 那天晚上我话很少,却不能回避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有一天,我接到老太太打来的电话,她跟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一定要告诉你陆小曼的事情,我再也没办法忍受和这女人住在同一个家里了。” “家里来了个姓翁的男人,”老太太说,“ 陆小曼是通过她在戏院的朋友认识他的,他现在是她的男朋友啰,而且已经住在这儿了。” 老太太继续说:“我真搞不懂这件事,徐志摩好像不在意翁先生在这里。他从北京教了那么多个钟头书回来,是那么累,喉咙都痛死了。我就告诉用人替他准备一些参药,因为柜子里有些上好的人参。可是用人回来说我们不能碰屋子里的人参,因为那人参是留给翁先生吃的!” “这是谁的地盘啊?”老太太喊道,“是公婆的,是儿媳妇的,还是那个男朋友翁先生的?徐志摩一点儿都不在乎这件事,他说,只要陆小曼和翁先生是一起躺在烟榻上吸他们的鸦片,就不会出什么坏事。 徐志摩讲:‘他们是互相为伴。’可是昨天晚上他回家以后,爬上烟榻另一头和陆小曼躺在一起;陆小曼跟翁先生一定一整个晚上都在抽鸦片烟,因为我今天早上发现他们三人全都蜷在烟榻上:翁先生和陆小曼躺得横七竖八,徐志摩卧在陆小曼另外一边,地方小得差点儿摔到榻下面。” “这个家已经毁了,”老太太说,“我再也不要住这里了,老爷和我想搬去和你住。” 以前从没听老太太这么懊恼过,她也从没跟我说过她想搬来我家。我知道要是老爷和老太太直接从徐志摩家搬来和我住的话,陆小曼会没有面子,所以我告诉徐家二老,他们要先回硖石住一个星期左右,才可以来跟我住。 老太太的声音开朗起来:“哦,我懂了,我们就这么办。”徐家二老要从硖石回来的时候,就告诉徐志摩,他们要和孙儿共度一小段时间。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年。徐志摩没有看穿这伎俩,要么就是他选择了不置一词。 四 人生真是很奇怪。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和丈夫离异的原因是他认为我们两个不搭调;结果我们离婚以后,相处得反而比离婚以前要好。 徐志摩平时在北京讲授艺术和文学课程,可是要从上海过去,因为陆小曼比较喜欢住上海。他在上海的时候,我差不多天天看到他。我们离婚以后才真正密切来往。他习惯到“云裳”来看我。 有时候我在徐志摩和他父母之间很难做人,我不晓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应该处于什么地位。老太太1930年患了严重气喘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当时老爷打电话到上海给徐志摩,要他一定得回硖石,然后又打电话给我说我也得去。 听到老太太病重的消息,我吓了一大跳,很想马上就到她身边看她;可是我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会去,我不想和陆小曼共处一室。而且,我认为遇到像死亡这种大事,我一定要坚持我之于徐家的身份:我已经离婚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照顾公婆是陆小曼的责任,不是我的;而且我不希望徐志摩或是她因为我插手这件事而生我的气。那天夜里,老爷又打了一次电话,他语气狂乱地说:“你一定要马上来家里,家里没半个女人,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办。” 我回老爷的话说:“为什么找我?我离婚了呀。你叫徐志摩来听电话。”徐志摩在电话那头,声音失控:“我啥事也不会;她病得这么重。我不懂医药方面的事情。” 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说:“你们这些人真自私,现在你们需要我了,就叫我来;要是陆小曼也来家里,那我要干吗?一个屋子里有两个女主人,成什么样子?再说,我可以留下来参加丧礼吗?那又成何体统?” 我非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可,因为这是件大事。 “如果我来的话,”我说,“那陆小曼到家以后,我也不会离开屋子一步,我一定要得到留下来参加丧礼的许可。” 徐志摩用绝望和被打败的口气说:“好啦,好啦,你来就是了。” 陆小曼一直拖到丧礼举行那天早上才到硖石,而且在丧礼正式开始以前,一直把自己关在徐家本宅的卧房没出来。知道她会来,我就和叔伯堂亲们留在老宅,因为我不愿意和她待在同一个屋子里。 不过,她和我都参加了老太太的葬礼。老爷作为丧主站在棺材边,当来宾趋前向老太太遗体致敬的时候,就对着他们鞠躬。低着头穿着白麻衣的我,以徐家干女儿的身份,站在徐志摩、陆小曼和阿欢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