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2014年贵州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图为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图片来源：潇湘晨报 摄影：殷建军）

       关于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龚曙光与王跃文的对谈无疑给人以启发。在2014年贵州书博会上，两人的对谈现场，来自贵州当地及全国各地的读者和观众，也积极地参与到与作家和出版人的互动，就作品与作家、文本与文化、人性与人生展开热烈的探讨。

人生路上的大顺受与小抗争

主持人：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文化人，或者向往文化的人，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他们有很多的话题和观点想和两位老师分享。在观众提问之前，我想提第一个问题：在咱们生活的当今时代背景之下，文化人一直是处于思考——抗争——宿命——回归的过程中，两位老师都是这个过程中非常成功的文化人，请两位给我们这些正在困惑当中的文化人一些建议，谢谢。

龚曙光：昨天有记者问我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说第一，我不算成功，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成功的标准，就很难说谁成功；第二，我不是名人，经历不足以为训。我干过很多活，干得还都顺手，从这个角度讲，我和时代的关系是大顺受、小抗争。跃文说他原来没有非常清晰的理想，而我小时候非常清晰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当然后来我也读了文学系，考了研究生，也在文学领域里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最终一转弯，把我打到商业领域去了。这样一种大转换，让我又做酒店老总，又做报纸，曾经还做酒鬼酒的策划等等，干了很多活，这些活很难说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遵从了时代的安排。有时候我相信，时代踢到你脚下的东西，就应该是你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哪怕有时候职业的转型很大，我也是接受的，这可能就是你的命，我不大会去跟时代较劲。

但是我也有小抗争，因为每一种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有不同的做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说每个人会不约而同地看得起某种职业，比方当老板和当官，在一段时间里人家可能更看重当官，而不看重当老板；比方说做文化人和做酒店，别人会困惑你一个这么有前途的评论家，为什么去做酒店呢？因为做酒店是伺候人的，而且你要学会擦杯子、擦马桶、端盘子、摆台，否则的话，服务员做没做好，你没有批评的标准。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干这些事，当今时代，面子是主流，浮躁是主流。但我愿意去干，愿意从极小的成功中去获得快感，慢慢将自己的职业台阶垫高。

我也跟大家讲过，我愿意做饭，我认为做饭是最容易获得创造快感的一种方式。从每一个细小的成功中去获得创造的快感，这是我和整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我用这种方式去抗争。当然我也说到，我很执着地不做成瘾的游戏，别人有他的赚钱方式，但我未必去选择，这是在现在岗位上的抗争，为坚守商业道德和文化良知所作的一种抗争。

王跃文：我首先要说，我也不是什么成功者，就是写了几个字，能够养家糊口而已。我有很多的读者，读者朋友对我的厚爱令我很欣慰。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最看重老实和踏实，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投机取巧，或者怎样干一些冒风险的事情去获得成功，我经常和家人、朋友说，有的事情人家干了，成功了，但是我不相信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人家干成功了，而我去干就被抓了。所以，我有意做个老实人，活得安心。

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很踏实的人，过去写机关材料非常难，同事们经常说，一个人写一点材料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材料。我写材料，从县政府写到市政府，写到省政府，我都是认认真真地写的。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我也是踏踏实实地写。写得怎么样那是我文学能力的问题，但是我必须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当然，现在电脑写作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劳动强度。我经常一边往前面写，一边回头去看，哪怕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标点感觉不对劲，都要认真地去修改。

我不算成功，但有一点小得意，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能够用我的一支笔把家养好，这是我的小得意。谢谢！

内心与现实的紧张，是一种类型化的心理感受

观众：王老师好，刚才听到龚董说，在您的作品当中，您所描写的主人公基本都是自己的这种类型，我想请问王老师，您自己是怎样定位自己的形象的？或者说，您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吗？还是有其他更微妙的解释呢？

王跃文：龚老师对我的作品和我作品中的人物，以及我和作品人物之间关系的解读我是认同的，但并不是说那些人都是我。我说一下《国画》里面的朱怀镜，按照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宿命、抗争，那么他只能顺应这个潮流走下去，这是他的宿命；但他也时刻都有抗争，我在小说中既有他心理抗争的描写，也有他行为抗争的描写。

比方说朱怀镜很多时候很迷茫，有一次他开车往前走，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就想，假如前面的路口是红灯就往右走，如果是绿灯就往左走。他内心的迷茫，其实隐含着抗争。很多次朱怀镜晚上驾车在外面，看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看上去很绚烂的夜景，他却想哭泣。这些都是我自己过去在生活当中有过的感受。有一次，我们一帮朋友在歌厅唱歌，场面非常热闹。我听着听着，突然想哭，就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说，我要走了，我受不了。我走出歌厅以后，马上给老婆打电话说，我现在很难过，不能开车，你能不能过来？我老婆说她马上打车过来。结果她走到半路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可以开车了，自己又开车回去。

这种内心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我的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应该说，真实的是内心的情绪，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如果要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觉得是个不太坏的人，总体是个好人，一个正面形象，但是我也肯定会有毛病。

观众：请问龚老师，您当过老师、评论家、酒店老总，最后投身于传媒业，是否也体现了您作为一个文化人对命运的抗争？

龚曙光：肯定不是抗争，是顺受。刚才跃文说的细节，在歌厅有时候会嚎啕大哭，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在一个很热闹的状态，别人很高兴，我突然就会抽离出来，自己问自己我在干什么，这种情况经常会有。我为什么说跃文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的一种类型？他的这种精神上的迷茫、惶惑，在我身上也有。

我和跃文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我们经常会有同样的心态。大时代的背景和选择不是个人能够完全左右的，但从我的个性来讲，对时代的顺从多于抵抗。

记得原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浩然，他说“在生活的原野上挖一口深井”，我是一个不大愿意挖一口井的人，我愿意在很多岗位上去尝试。每个人一生都想追求成功，很多人是想干一个活，实现他的人生价值，我就本性而言，是想干很多的活，也许干得都不如人家好，你写书我也写过书了，你赚钱我也赚过钱了，你开车我也开过车了，别人以深度来标识自己的价值，我想以广度来标识自己的价值。

这个想法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多年前我曾经大病一场，我认为我会死了，但是后来活过来了，四个月没有下床。还没有病愈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叫《李白评传》，我发现李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后来我这样去表述他：李白是中国文人一朵真正的欲望之花，他在那个时代所能够建树的每个重要方面，都希望成为一个极致的成功者，比方说他想写诗，他写好了；他想求仙，他道教功力很深；李白的剑术也很好，曾经“手刃数人”，他还想当官，跑到朝廷里面；然后他又广交朋友，和当时重要的文化人，都有很深的交谊。

那个时代最光彩的事，最有意思的事，李白全部都做过，而且都要做很好。别人可能用前五年来做这个事，用后五年做另外一件事，李白不是，他每一个花瓣都是同时开放的，他在求官的时候同样求仙求道，在写诗的时候咒骂社会黑暗却又到朝廷求官，同时还曾经仗剑杀人，他是这样一个人。这种人生也是中国很少有的人生，我肯定达不到，但他对我有启示，他暗合了我心中的理念，人生几十年，如果时代能够让你体验多种人生的角色，在每个角色上都有点儿建树，这也是值得的。

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图为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图片来源：潇湘晨报 摄影：殷建军）

《爱历元年》写的是当代人的“病”

观众：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在《爱历元年》当中提到“无病呻吟有大痛”，请您从文化人的角度阐述一下。

王跃文：这不是小说里面写的，是记者朋友提问的时候，我说了两句。无病呻吟，却有大痛，这么解读整部小说未必准确。你从头到尾看上去，这个故事似乎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的波折。我所讲的“无病呻吟”，是因为很多当代人心理都是有病的，却不自知。比如我们浮躁，我们欲望特别强烈，我们想要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车要开更好的，其实这都是病。再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首歌说“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像地上的人群那么拥挤，地上的人们为什么像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好像正是这个情况。我们人和人，很多时候看上去很亲近，其实很疏远。我们很多时候的所谓拼搏和进取，换个角度看其实是浮躁、贪欲和攫取。如此种种，都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更多是从正面角度去看。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所以，我想用我的笔写写这个时代的病，谢谢。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我思考了很多，从古至今，其实很多文化人他们也在抗争，比如说李白，他也在抗争。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对于你们这种成功的文化人来说，你们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你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想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理念？谢谢。

王跃文：我不太赞成作家把自己放在导师的定位，作家就是真诚地写作，以我笔写我心，把我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写下来。至于读者接受到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家各有所得。比方说《大清相国》，一个领导人读到的可能是一些教育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我作为作家，认为文学作品得以流传的原因，可能就是他的文学价值。说到作家的最高目标，作家当然希望他的书不是风行几年以后就没人看了，而是希望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依然能流传下去。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1988年8月8号，后来有朋友说，你的文运很好，可能跟你发表文章的日子有关，四个8太吉利了（笑），当然这是玩笑话。如果从这个时候开始算，我的文字已经被读者看了26年。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不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甚至不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是昙花一现三五天。有评论家说过，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让读者看三十年，就可能看五十年，看五十年就可能永远流传下去，流传下去的就是经典。但愿四年以后，也就是我发表作品30周年的时候，我的小说还可以让大家看，如果往后二十年还有人看，我就很欣慰了。这就是我的最高目标，谢谢！

时代需要有原创思想的大师

观众：请问龚老师，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大师级文化人物，他们是抗争还是服从命运呢？为什么那个时代能造就那么多的大师和大家？

龚曙光：民国时代最大的主流是新文化，是新文学。你所说的这一批大师，他们主流的命运是服从时代，从胡适到鲁迅到周作人，这都是你们很熟悉的，还有你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像钱穆、李长之等等，这些人都选择了在新文化、新文学这个背景下，去建设中国文化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在主流上，他们顺应了时代。

      同时，这种顺应本身就是抗争，因为这种选择意味着与旧文化决裂。在他们的对面，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些学者，比方辜鸿铭、王国维。王国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却选择了传统文化，他就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完美无比的文化。尽管后来有很多人说王国维的殉道有很多其他原因，但是他对中国文化从完美到被时代所击碎的事实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选择了去殉葬。王国维以他的方式在抗争这个时代的主流，而鲁迅等大师，却以选择新文化来抗争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

      另外，我们今天去看民国时代的东西，觉得民国时代的人，学术成就很高，而当代人的学术成就很低。许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民国差不多过去一百年了，你看到的是这一百年沉下来的东西。也就沉下来这几十个人，那么又有多少学者和作家灰飞烟灭了呢？如果当代的作家再用一百年沉淀，我相信总还是有些人能沉淀下来的。这样去做比较，有一种时间误差在；第二是语境的差异，当代的学人们所使用的是这个时代的语码，你没有陌生感，而民国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年，他的语码跟我们有陌生感，我们由于不太熟悉，所以觉得他的学问要高深一些，而我们看得懂的东西则会认为它比较通俗；第三，我们不得不承认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是功底的差异留下了一批旧文化极好的学者，他们以一个叛逆者的心态去学西学，比我们今天更努力、更决绝，而他们又有坚实的旧学根基，这都是今天中国当代的学者们所不及的。第四，我们对于西学的追求也不如当年纯正，这也导致了我们现在学者在新学和旧学的功底上，都不如民国时代的学者，而这也是我所寄望于在座诸君的。一个时代的学者，如果你不在新学或者旧学上打下牢固的基础，过一百年想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要成为大师级的文化人，那是一个当代学人更难攀登的高度。我曾经跟一名当代学者说，大家都不用言“大师”，在我看来，陈寅恪之后没有大师。虽然钱钟书先生我很敬仰，但也不能说是大师，大师是要有原创思想的，没有原创，何以言大师？

［王跃文］

湖南溆浦人，当代作家。少年时代做过农民，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亡魂鸟》《大清相国》《苍黄》及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龚曙光］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作家，文学评论家，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获评全国十大创新传媒人物、全国十大报业领军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CCTV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3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是201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传媒”）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而来，注入全部出版传媒主营业务和资产，成立于2008年12月25日，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盛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起设立，目前注册资本13.98亿元，住所地为长沙市营盘东路38号。

中南传媒旗下的湖南快乐老人产业经营有限公司是中南传媒全资子公司，目前旗下拥有全国发行量第一的老年类媒体《快乐老人报》，新创刊的老年类期刊《康颐活过100岁》，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快乐老人报强强合作成立的快乐人生出版事务所以及快乐老人报官方网站枫网（www.l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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