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陈早春先生 刘仁文/文

　　7月2日上午，我收到三联书店原总编李昕先生的短信，告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陈早春先生当天早晨离我们而去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接到这一消息，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与早春先生是老乡，都来自地处偏僻的湘西南隆回县北部山区。虽然同居北京，但平时联系并不多。我有时间去看他时，他忙；他有时间甚至生病需要我们去探望时，我却又忙了起来。近年来，他的身体一直很弱，多次住院。大概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接到师母电话，告诉我老陈病危，我当即约了同属老乡、也与早春先生私交甚笃的全总原副主席周玉清先生一起赶到北京医院的急救室探望。探望出来，玉清先生沉重地跟我说，以他的经验，估计凶多吉少。

　　所幸那次早春先生竟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出院后他身体更虚弱，据说下不了楼了。后来我时常通过微信问候，今年春节我用微信向早春老师拜年，虽然没接到回信，但自己心意表达到了，也聊以自慰。

　　直到一个多月前，师母再次来电，才得知自去年底，早春老师又再次入院抢救，由于怕打扰我的工作，所以春节接到我的微信也不知如何回复。我再次联系周玉清先生并一同前往医院探望。

　　我与早春先生交往20余年，心性相投，称得上是忘年交。他早年送我的著作就写“仁文弟惠正”，近年来送的著作更写成“仁文兄惠正”，真真感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在他们这一辈学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早春先生与法学界也有过交往。20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作为评审委员，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首次法官高级职称的评定。他也积极促进法学界、法律界与文学界的沟通和融合，多次在他兼任主编的《当代》等著名文学刊物上推出法律人的作品。他在应邀给我的一本随笔集《法律行者》作序时，表达了对法律人的人文情怀的欣赏和鼓励，还在序中表达了“读后极为兴奋”的心情，说“这集子中的许多随笔和散文，一般作家不见得能强过他。”在这篇序中，他还提醒我不要囿于成见，把自己的法学随笔摒除在文学创作之外，他说，文学并不偏狭到只认可专业作家的作品。

　　后来我又把自己新创作的几篇散文和随笔发给他，请他指正。他在回信中写道：

　　仁文兄：

　　传来的几篇文章我已拜读了，看来你是见多识广，随手拈来就是文章，其中两篇很富哲理。总的感觉是好的，很丰赡，也很平实。当然平实是优点，但文似看山，当有起伏。另外你在《容器之义在其空虚》一文中提到“一日三省吾身”，这是曾子非孔子的话，出自论语。

　　由于传递麻烦，我已老朽，不谙新科技，故未能及时回复，很抱歉。

　　我因至此身体不适，究竟年岁大了，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回京，届时再面谈。

　　匆此，即颂

　　文安!

　　陈早春

　　2012年4月4日

　　先生与我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表面安静雅致，但内心却充满激情和正义感。由于我从事的是法律工作，他有时也会就周围的一些人事和我分享他的观点，遇到老家或社会上弱者求助的事，实在万不得已，他甚至还求助过我。我们都来自社会底层，他小时候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成长，正是这种艰苦，成为我们相交相知的基础。

　　先生早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就参与了《文艺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长达3万多字的论文《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至今读起来令人击节。他的散文《童子军装——忆母亲》《无情的父爱》《家乡的小桥》文笔精妙，甚至他的考证文章《杜荃是谁》也十分轰动，有大学的考古系还以此文为例让学生学习如何进行推理考证。有人为他惋惜，认为他去从事行政工作是“浪费人才”，他自己却说，“我只是个苦力，叫干哪行就干哪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篇研究鲁迅思想的论文，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需要赶写的，他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连开六个通宵，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晕倒在沙发上。后来他被民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一干就是十五年，再兼任《当代》《新文学史料》主编，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参与编辑、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2005年版《鲁迅全集》18卷，主持编辑《冯雪峰全集》12卷，这些繁重劳累的工作使他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写作计划，连一部已在刊物上连载了两年的书稿，也不得不拦腰斩断。

　　一直有个心愿，对于他书中提到的许多文学界、知识界的重大事件，找个机会向他当面求证一些细节。我也暗自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难得的知识源。现在，这个心愿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谨以此文缅怀陈早春先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