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罗马政治家瓦罗在《农事》中说：“神以其本性赐人以乡村，人以其技艺创造了城市”。贵阳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徐霞客在崇祯年间首次踏上这块土地时，他一定试图用最唯美的语言来记录，尽管当时这里仅仅只有城市的雏形。 如今万物变迁，外来文化与本土风情悄然无声得紧密结合，然后沉淀，在这块土地扎根下来，把它衍变为了一副新的模样。一切的嬗变、扬弃与超越，既有令人欣喜的空间创新与物质传承，也难免会有叫人扼腕的文化流逝与语境失落。 多年以后，人们如何看待这三十年间的巨变？贵阳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持续它的城市化进程？这些，不仅是对建筑和城市规划本身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城市活力和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想象。 我们从即将到来的未来，回到正在消失的过去。我们将向您讲述的，并不是如何进入贵阳这座城市，如果您被它的生活所吸引，您其实早已经身处这座城市中了。是的，观光客才东张西望地拍摄下他们感兴趣的一切，而在更长远的生活里，这城市有买不走的自己的气味，有琐细但弥漫四处的观望世界的方式。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想凭借现代传播的渗透力来表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珍爱的姿态，我们着眼城市的基础骨血——街道与建筑，以现场体验的激情和重现掌故的冷静来记录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向每一位与这座城市有缘分有渊源的人提个醒，即使终日奔波也不妨放慢脚步，穿过浮华的表象深入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以流连徜徉的闲情去倾听每一处地址曾经响动的足音，拂去岁月的尘埃，勾勒那些诱惑与沧桑，细细品味贵阳的前世今生。 城垣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的文化》中描述了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情况：城墙是为军事防御而设，城市的主要道路是按照方便地汇集于主要城门的原则来规划，不能忘记城墙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即：谁在城市之中？谁在城市之外？谁属于城市？谁不属于城市？一到黄昏就关闭城门，城市即与外面隔绝。城门就像是船，促进了居民之间产生“同舟共济”的感情。 贵阳城垣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宋朝。宋朝贵阳已有土城，这是从元朝人的记载中得知的。元朝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说：“入我国土，军徇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这说明了宋朝贵阳已有贵州城，元朝统治者来后，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不过老百姓并不同意，仍然称贵州城，而且城址狭小，城墙不厚。 明朝曾经两次大规模修建贵阳石城，基本上形成了贵阳城的格局。第一次是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修建贵阳内城，周围九里，共修建了五座城门，东称武胜门，南称朝京门，西称圣泉门，北称柔远门，次南称德化门。 第二次修建是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修建贵阳外城，周围600余丈，共修建了四座城门，西称威清门，北称六广门，东称洪边门和小东门，为了区别老城东门，小东门又称新东门。这两次修建后，贵阳城全部建成，石头砌筑，内城和外城之间以北门（柔远门）相通。九座城门的俗称依次是老东门、大南门、大西门、北门、次南门、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新东门。 清初，为了抹掉前朝的痕迹，树立清王朝正宗的思想，地方政府将内城东门武胜门改名昭文门，将内城南门朝京门改名迎恩门，将内城次南门德化门改名广济门，将内城西门圣泉门改名布德门。 时光荏苒，城门在历史车轮的驱动下，原先的防御作用逐渐消失，反而成了发展城市交通的障碍，于是民国时期贵阳城门被陆续拆去。先是民国16年（1927年）周西成主黔时修城内马路，已倒塌大部分的北门被拆去；接着是民国25年（1936年），大西门、威清门、六广门的城上谯楼被拆改建碉堡，大西门侧另辟中山门，民国26年（1937年）又拆除大南门月城，改建广场，在其侧另辟中正门，民国27年（1938年）在老东门侧另开一口，使中山路延伸衔接环城马路，以后其他城门相继拆去。至民国36年（1947年）初，大西门残存城门石头被工兵抬去修市西小学，贵阳已无城门。 老东门：与信仰无关 围城的产生源自对内封建与对外防御，围城的消失则因为这一机制的解体。围城外滋生出的新城以更高的密度围合了一个旧城，旧城成为历史的盆地。 屏障拆完后留下了一段古城墙，混在老东门修复过的月城城墙里，文昌阁就静静立于其上。建于明朝的文昌阁以独特的“三层三檐不等边九角攒尖顶木结构”闻名于世，上层祀侍着奎星,中屋为文昌,下层为武安王。“克昌厥后，斯文在兹”，祈求保佑后代文教昌明。 东门向东远眺，便见水口山上的仙人洞。仙人洞原是佛教之所，清康熙年间开始成为道教宫观，先后修建了三清殿和三宫殿，两殿建成后，仙人洞规模扩大，甍栋崔嵬,院落平敞,微风吹拂,铃铎振响。此后一直作为道教圣地，数百年未变。 大觉精舍位于电台街，属于仿古式佛教建筑，在民国时期一度成为贵阳的佛教中心。一楼耸峙，古朴耀眼。 和平路的北天主教堂，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全省天主教的中心。教堂钟楼高耸，钟声远近可闻，亦是旧时城北一景。 还有黔灵西路的基督教堂、团结巷口的清真寺。 这块过往封闭的疆域里满天神佛，人们辗转于各路信仰，神明们在大街小巷里都能找到各自的信徒。城市逐渐开放，信仰依然以木头和石头的体系固化在这些建筑里，以至这里仍然是当地人敏感的圣地，然而在信仰薄弱的现世，这已然注定一个尴尬的处境。 人类理性是没有取得什么真正进步的，我们在这方面有所得，在另一方面便有所失；所有人的心都是从同一点出发的，我们花时间去学别人的思想，就没有时间锻炼自己的心灵，学到的知识固然多，但培养的智力却少而又少。 东门的东北方就是栖霞岭。山口有一座牌坊，上面镌着“栖霞胜景”四个字，过了这座牌坊，上行三五分钟，就到了幽静的阳明祠了。始建于清朝，为纪念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王守仁而建。 当年他被发落到贵州，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在此绝望之中，他 “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走上一条艰苦、独特的道路，心境由烦燥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油然而生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 1739年，孟德斯鸠游历英国时说：“我觉得我置身在一个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现在，旅游者来到如今的贵阳，也会发现这里的风土人情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你见不到急匆匆赶往教堂或者寺庙的人群。人们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世俗的生计之上；你见不到匆忙和焦虑。他们从各个角度都透射出内心的平衡和恬静；他们的德性仍然归属于古典中国的传统范畴。 贵阳人的生活是“自然”的，人们的历法和时间观念也都依托于“自然”而进行。西方人可能会对一个无宗教支撑的淳良社会感到无法理解；在同样的意义上，贵阳的人们也对依靠超自然观念支持的社会感到陌生和恐惧。贵阳人对于超越“自然”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激起狂信。 “试读塔西佗的伟大著作《日尔曼尼亚志》，就会发现，英国人是从日尔曼人那里吸取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观念的。这项淳良的制度是在日尔曼森林中被发现的。”这是孟德斯鸠就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精神所下的论断，也是欧洲近代政治史上最著名、最高尚的论断。一个到过贵阳的旅游者不难发现，塔西佗笔下的日尔曼人和眼前的贵阳人竟是如此的相象。从“自然”中来，又复归于“自然”。天道循环，生生不息，扎根于这片山水，执着于这片山水。贵阳人的精神乃是“大地精神”。他们从大地汲取灵感和力量，养育成自己的诸多德性。自由精神在大批个人心中的继续存在，保留着人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人们心中的自豪感、对荣誉的热爱压倒一切爱好，于是贵阳这简单却错落的山水之间，孕育了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 大南门：留白青山绿水间 现在的大南门不过是城市记忆的符号，早已经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其它如“大西门”、“老东门”、“北门”等城门称谓也一样。贵阳的老城门作为地名还在使用，但只是方位的含义，城门旧址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说上来了。 “到来”和“消失”似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宿命。一方面是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的出现，通常以开发区、新城、旧城改造、摩天楼、中央商务区、高速公路为标志；另一方面则是与之相对的一个旧世界的消失，不仅仅是表象的城市空间与城市物质，更重要的是与之为载体的地方生活，也在全球化的趋同效应中随之而去。 自古以来，清澈见底的南明河一直是贵阳居民的直接饮用水源，两岸风光旖旎，是游玩的好地方。人们在河中游泳垂钓、淘米浣衣的情景，至今还留在贵阳人的记忆中。矗立在河中万鳌矾石上的甲秀楼作为贵阳的城市地标，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这一中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阁楼历经四百余年的风吹雨打仍旧矗立不倒，是贵阳历史的见证。 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明河清流”的南明河渐渐被绵绵不断的污水染黑身躯。到90年代，南明河河水水质严重恶化，鱼虾绝迹，按照国际河流生命学说的观点，南明河已经成为一条“失去生命的河流”。 南明河被贵阳人视为母亲河，给予贵阳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不管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贵阳人的生活都无法离开南明河。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综合整治后，南明河终于“水变清、岸变绿、景变美”，旧貌换新颜。同时，市委市政府抓住这个契机，将生态优势定为贵阳最大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构建生态文明。“消失”和“到来”这对宿命冤家又完成了一次轮回。 围城的城墙为夯土筑成，这一取法自然的材料，生前为墙体提供了固若金汤的基础，而在被废弃之后，夯土则回到了它的本质含义，为绿化带植被的生长提供了生长的土壤。729年前的顺元土城，如今绿树成荫，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绿化特色，连续捧得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避暑之都、国家园林城市等绿色桂冠，寸土寸金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一簇簇线性森林。 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谈到了他对日本美学传统和传统建筑物的热爱。在这本书中，他极力赞美了与电灯相比的烛火之美。于是他的妻子让一位建筑师为他建造了一个新家。设计师骄傲地告诉谷崎先生，他曾拜读过这部作品，完全明白应如何建造这座房屋。而谷崎则立即打断他说道，“噢，千万不要，我永远不想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 城市化是当下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在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和城市样貌中读出这个时代对于城市化的渴望以及作为。 美国人佩里1929年提出“邻里单位”的概念——为使小学生不穿越车辆飞驰的街道，街坊的大小以小学服务的半径来确定，街坊内的道路不再与城市分享。这种情况类似中国北宋之前的城市——宽大的里坊以坊墙包围，四侧开门，如同住宅小区。里坊之外的街道禁止买卖，要买东西就到集中供应的市场，如同购物中心。 北宋时拆除了坊墙，坊巷与城市贯通，沿街开设店铺，才有《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贵阳也以同样的方式建起。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贵阳市内街道纵横,以大十字为中心,街道两旁分列着大小店铺，全城有12个商业市场。清代中叶贵阳,全城共有街巷123条。内城街道有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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