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义淮
罗义淮（湖南隆回芭蕉塘罗氏先祖、南宋忠臣抗元民族英雄罗开礼后裔第二十五代）。1918年1月3日出生，四川省（今重庆市）荣昌区西北复兴场人。1935年开始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活动。1937年底，七名爱国学生（罗义淮、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胡其谦、陈寄宇、周极明）从万县步行奔赴延安。1938年3月10日到达，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6月30日成为正式党员。12月参军，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曾任抗大胶东支校宣传股长，山东5师宣传科长，27军宣传部长，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秘书长，昆明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55年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胡志明金质奖章，病故后授烈士称号。 
（罗义淮之子罗小兵） 罗小兵，原解放军报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大校军衔，2009年退休。
1978年，时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的罗义淮积劳成疾，患了胆管癌，转到北京就医。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他专门让大儿子罗小兵准备了一张中国地图，将儿子喊到病床边，给他画出了当年自己和其它六人一起从家乡四川万县（现在的重庆万州）徒步到延安参加抗战的路线图。说起这段经历，罗义淮很激动，记忆一帧帧往回倒，40年前七位热血青年放弃安逸生活，不顾艰难险阻，毅然投奔延安圣地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七人舍家奔延安
左起：周极明、陈寄宇、李成之、罗义淮、王方名、胡其谦、李新 1937年，时任四川省粮食厅驻万县专员的荣昌老乡陈寄宇33岁，之前因到多处发起农民运动，被抓捕后关押了20个月，出狱后坚持寻找共产党组织。 26岁的王方名从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即川东师范学堂，西南大学的前身，下文简称川师）毕业，到万县民众教育馆办民众学校。他出生于四川渠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少年时考入川北嘉陵高中。在校期间，他因擅自到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参观，并发表了同情革命的言论，被学校开除，随后转学到川师。 同样从川师毕业，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和救亡活动的19岁的李新（原名李忠慎），来到万县找初中同学罗义淮。 19岁的周极明，在川师深造时与王方名、李新有交往。1935年他积极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发动学校师生参加反日侵略示威游行，193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罗义淮从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在电报路小学当教员。另有从川师毕业的胡其谦，以及万县师范毕业的蒋忠槐等人，十几个爱国青年以电报路小学为中心，定期研讨分析国内外形势。 那时，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百姓四处逃难，据海关统计，当时从江浙一带跑到大后方四川的人，每月有约40万，每天到处都能看到大批难民。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看到这种情形，这七人越来越感到，中国要抗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们决定逆潮流而动，到延安投奔共产党，到第一线去抗日。 大家筹备了半年，其中五人于1938年2月1日出发，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程。家人均表示不理解，国民党也在抗日，为什么一定要投奔共产党？罗义淮还记得出发那天，天上飘着小雪。其实他在电报路小学的报酬是每月5个大洋，衣食无忧。陈寄宇是个小官，家里也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周极明的孩子，出生只有百天。李新、胡其谦家中有老母需要照顾，王方名家人催着结婚。但几人毅然抛弃了这些，在家国之间，放弃小家，选择了抗日救国。 这一路，国民党设了重重关卡，严查试图去往延安的可疑人物。为掩护真实身份，陈寄宇装扮成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其余人装扮成学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成华北川军慰问团，陈寄宇任团长，李新任副团长，对外声称是上前方考察川陕公路。 五人从万县出发，当抵达王方名的故乡渠县时，从合川老家赶来的周极民，也与大家合聚在一起。随后，六位年轻人沿着嘉陵江北上，每到一处，都要宣传演出。抵达阆中古城，演出引起了轰动，当地政府对他们产生怀疑，幸好同伴中有人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他们便赶快离开了。 走了一个月，六人终于在千里跋涉后到达西安，与先期从成都到达的李成之会合在一起，经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进入延安边区，接着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投入到前线的战斗。此后，七个人再没有聚齐过，因为周极明和陈寄宇牺牲在了战斗中。 罗义淮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多年来他一直想再回一次家乡，但这个心愿实现不了了，于是希望儿子将来能代他回去，代他看看美丽富饶的四川老家。
烈士遗骨留太行 罗小兵至此便记下了父亲的遗愿，但因为忙于工作，直到2009年退休，才有时间把这件事提上日程。2010年，接连传来两个消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周极明烈士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陈寄宇烈士的遗骨、坟茔先后被找到。 周极明到延安后就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青年音乐家。1939年他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到晋东南长治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和晋东南鲁艺分院音乐系担任音乐教员，不久又调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鲁迅实验剧团负责音乐工作，曾在组织各种宣传演出之余，编辑出版《太行歌声》刊物，创作《新妇女》《我们要武装》等歌曲。他经常教村民们唱革命歌曲，在村中很是活跃。
鲁艺音乐系第一届师生名单 1942年2月21日，周极明牺牲在太行山左权县上口村。李新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段经过：“从村干部和群众中知道‘二月扫荡’时他没有随学校转移，而是留在村里和民兵一起打游击。一次敌人来村，他掩护群众撤离，等群众都走完了他才走。敌人追赶他。他先是利用有利地形射击，等敌人逼近了，他便掷手榴弹，手榴弹掷完了，便和敌人拼刺刀。他虽然身体强壮，又经过训练，但敌人多，他一个人孤身奋斗，怎能敌得过呢？最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面。敌人为了解恨，死后还捅了他好几刀，以致尸体残缺，血肉模糊。我听后非常愤慨，在他的坟前鞠躬致敬，默哀了许久许久才回麻田。” 战后，八路军把周极明烈士埋在村里的一颗大花椒树下，有一年山洪暴发，墓地被冲走，不知道冲到了何处。 3月23日，晋东南鲁艺分院为周极明和一起牺牲的3位艺术家烈士开了追悼会，朱德亲题挽联。2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艺术家的国殇”，记述了周极明等烈士的生平和壮烈牺牲的事迹。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获悉后，亲笔致函周极明的父亲周奉章，希望他节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周极明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新中国成立后，周极明的亲人一直在寻找他的遗骨。1994年，上口村的农民赵亚飞修房挖地基时，在屋下挖出了一具遗骨，遗骨胸前有一块怀表。经村里曾参与埋葬周极明烈士的老红军来仔细查看后，确认是周极明烈士的遗骨。于是他郑重将遗骨重新埋葬在后山坡上，一边主动守墓，一边寻找烈士家人。他先后与左权县民政局、党史办、统战部，以及寻亲组织等联系，也曾在网上发帖，但一直没有线索。这一守一找就是16年。 罗小兵在博客中写到：“难能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30岁普通农民，能够怀着一颗朴素的感恩之心真诚地为烈士尽寻亲义务，恰恰说明这个民族自有后来人、大有希望，一个不忘本的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2010年，重庆电视台和《重庆商报》均报道了赵亚飞的事迹，一起为周极明烈士遗骨寻亲。烈士的3位亲人很快就有了回声。周极明参加革命时，女儿周传慧才100天，对父亲根本没有印象。她曾听母亲说过，父亲到了延安以后，有时会写信回家问候。她四岁那年还记得出去照了张相寄给了父亲，却再没有回音。
周极明烈士长女周传慧（74岁） 周传慧很快到了左权县，拿着父亲的照片给当地老人看，老人更加确定。赵亚飞戴着白手套将烈士遗骨用红布包裹好，小心翼翼地将那块锈迹斑斑的怀表交给她，她泪流不止。在赵亚飞家门口，村民们按当地习俗自发组成锣鼓队，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烈士送行。遗骨在巍巍太行滞留了68年后，终于回到了家乡重庆。合川区民政局组织了迎接英烈回家的仪式，市民们纷纷自发赶到合川殡仪馆，拉起横幅，胸戴小白花，手捧百合花，静静地迎接烈士归来。当地人民政府正式为周极明修建烈士墓，并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罗小兵与赵亚飞在延安朱德旧居合影 儿孙共寻烈士墓 同一年，陈寄宇的墓地被发现。和周极明情况不同的是，直到墓地被找到前，陈寄宇家人不知道他的生死和去处。 陈寄宇到达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于1939年转赴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后又转战到山东解放区。他于1948年3月担任刚成立的安徽阜南县柴集区委书记，同月底又调至赵集区担任区委书记、区队指导员。6月，国民党阜阳清剿部队突然窜到刚解放不久的赵集镇，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员。由于叛徒出卖，陈寄宇在撤退时被敌人打成重伤，壮烈牺牲。国民党军队撤走后，阜南县委为陈寄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建起了烈士陵园。 但是陈寄宇家里人并不知情，1946年2月11日，陈寄宇从山东临沂寄给长子陈体均最后一封信后，再无音讯。家人一直试图找到他，曾给民政部写过信，也辗转奔赴多省打探，却一直毫无音讯。几十年寻亲未果，妻子和两个儿子带着遗憾，接连去世。三儿子已经白发苍苍，寻亲的重任落在了孙辈陈源波身上。 有报道写到：“2009年清明节期间，陈源波的侄女在网上搜索“祭奠革命先烈”文章时，猛然间发现一个和曾祖父“陈寄宇”只有一字之差的先烈名字出现在安徽阜南某网站的一篇文章里。该文章介绍说，‘清明节期间，阜南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群众给陈继宇等革命烈士扫墓’”。 抱着一丝希望，陈源波随后与阜南党史办取得联系，带着爷爷早年的照片、同事的回忆和家信等珍贵资料，从重庆出发前往阜南。党史办根据大量档案材料综合分析，调查走访了当年见过陈继宇本人、现在仍健在的老同志，确定了革命烈士陈继宇就是陈源波等人一直在寻找的祖父陈寄宇。 “当陈源波一行终于来到祖父的墓碑前，他们噙着泪水，终于圆了全家60多年的祭拜心愿。在陈继宇的墓前，陈源波用手机给远在重庆的老父亲打了电话，告知找到爷爷的消息，电话那边传来阵阵抽泣声，并表示明年清明节如果他还活着，无论如何都要来扫墓，不然死不瞑目，陈源波哽咽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得知陈继宇烈士的后代来寻亲，赵集镇的乡亲们围拢上来，不断议论着烈士当年牺牲的经过。‘虽然陈指导员已经牺牲60多年了，但他的事迹在我们这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重走先辈革命路 罗小兵一直关注着寻找两位先辈遗骨、坟茔的过程，他写到：“读到这些消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岂止是感动，简直是一种震撼！”他觉得是时候完成父亲的遗愿了。 2011年，罗小兵与李新后人一起发起“重走先辈革命路”的活动，并给此次活动定下了“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目的。他拜访了七位先辈中，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王方名的遗孀宋华。时年88岁的宋华得知这个活动，很是高兴，还让照顾自己的女儿女婿都去参加。 活动开始前，在重庆举办了一次纪念会，来自北京、重庆、太原、昆明等地的28位七先烈的后人参加了这次难得的大聚会。其中年纪最大的是84岁高龄陈寄宇三子陈明德。
陈寄宇烈士三子陈明德（84岁） 纪念会上，二代们按着年龄大小发言，回顾过去，激动不已。虽然大多是第一次见面，但因为父辈们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彼此都觉得亲切，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先烈后人代表团聚会 其实在1957年，七位先辈中剩下的五人在北京重聚过一次，多年未见，物是人非，感慨颇深，他们一面怀念两位牺牲的烈士，一面感慨国家的解放。虽然五人的际遇各自不同，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却始终未减。 纪念会后，他们祭拜了周极明烈士，寻访了烈士老家。后罗小兵和陈寄宇的后人回到父辈的故乡荣昌，寻访父辈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5月12日，七位先辈后人代表们启程重走先辈革命路。罗小兵在博客中写到：“一路上，大家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路认真寻根，凡是与先辈们当年有关的事情、处所，大家都仔细讯问，抢着拍照，生怕遗漏每一细微线索，唯恐丢失每一真实记录。”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大门口合影留念 他们过嘉陵江、古阆中、剑门关、秦岭留坝等地，路过朱德总司令的故乡仪陇、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等。这一路现都已修好公路，自驾重走只花了几天，但当年七位先辈发挥红军长征精神，徒步奔行，翻山越岭，克服种种困难，花了月余时间。“永远不能忘记过去”，这一路他们始终记着此行的目的。走着当年先辈走过的路，想到正是由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一行人心潮澎湃，无法自已。 母亲的抗战往事 “俺是个土八路！”这是罗小兵母亲衣向璞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192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的母亲，未满15岁就背着家人，偷偷参加了八路军，进入胶东军校学习，1939年入党。 父亲罗义淮与母亲衣向璞1948年的合影 对于小时候的家庭生活，罗小兵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每个月开一次的家庭晚会，五个孩子都要在家庭晚会上表演节目，父亲也会吹箫助演，家里氛围其乐融融。因为父母工作忙，他们从小被送到幼儿园和寄宿学校接受教育，每个星期回家一次。父母总是要求他们不要有特权，因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 父母从不主动讲自己的故事，有时躲不过孩子们的死缠硬磨，父亲会把这项“重要任务”推给母亲，说母亲在基层做过指导员，故事多。一次，学校要求学生回家听革命故事，罗小兵追着问母亲，母亲才讲了参加马石山战斗的亲身经历。 1942年11月，日军对胶东地区根据地发起大扫荡，母亲时任抗大一分校三支校卫生队副指导员。村子被围剿，母亲和战友们分散躲了起来。敌人烧起一堆堆篝火，把八路军往山里赶。看到许多战友冲向暗处，才十六岁的母亲，冷静分析，觉得敌人肯定会躲在暗处，趁机射杀，于是她决定往明处跑。她带着两个比她还小的战友，一人一个手榴弹，在下半夜敌人稍有松懈的时候冲到了明亮的地方。果然，一些往暗处突围的战友不幸倒在敌人的枪口下，罗小兵的二姨在战斗中腿部也中了枪，而母亲凭借自己的智慧幸运存活下来，这场战斗遇难群众及牺牲战友近千人。
母亲衣向璞和二姨衣洛夫 父亲对母亲有一句“一心干革命”的评价，罗小兵随着对母亲的故事了解愈多，也越发认同这句话。与外表文静老实的形象不同，母亲在抗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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