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隆回文物保护名人彭卿云：乡愁的感召

文/彭卿云

       作为湖湘子弟，我离开家乡已经六十有三年了，占我现年的百分之七十五。

    1972年冬，我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半路出家”到国家文物局修炼文物管理功课，迄今也已经46年。从区区一卒到区区一吏，到区区一佣，“半瓶醋”逛荡到今天，其所为所得，也是一知半解的浅薄，微不足道的老者。

    在这四十多年的历程中，我始终坚守一个或为偏颇的理念，并曾坚持付诸行动，即作为文物工作者，在力保国粹的工作中，在无私无利、无欲无求的前提下，对家乡文物保护有所关照，多一点付出，多保一点老祖宗留下的遗物遗产，何乐而不为呢？我自认但凡可做能做而不做，那是对先人的不恭不敬，可做能做而努力去做，那是对乡国的一份敬畏，一份责任，为子孙后代尊祖爱乡爱国多留下一份“传家宝”，多留下一份历史见证。

      正是出于如此之想，所以，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家乡的文物保护总是多一份关切，尽其所能而为也。

     例如，关于炎帝陵申报国保单位，正式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时为1996年11月。在此之前第三批于1988年1月公布时，由于评审意见不统一而搁浅。当时的不同意见主要是陵墓未真有其人，没有文物考古价值，而且全国有多处类似的陵墓、故里，均无真实史料可考。第四批评审时，同样理由又发生分歧，最后确定上报名单时，谢辰生先生曾慷慨陈词，坚持不能把历史纪念意义与是否有考古依据混为一谈，不能轻易否认文物的历史纪念意义，黄帝陵不也是如此吗？有黄帝陵当然也要有炎帝陵。

  其实，历史上的“三皇五帝”等传说人物，尽管缥缥缈缈，虚虚实实，确确难以探究考证。他们或有或无，是个体或实是集体共名的“人物”，却都代表了、昭示了我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起始源头，标识着、象征着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神明智慧。“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如此开天辟地的“人物”，其纪念.尊崇.赞颂意义，永世长存。中华民族的自信、自豪也因此与世俱存，永无止息。即便其所存遗址墓葬为后人所托建，同样不减其光耀千秋。唯此之故，在争得面红耳赤之后终于一致同意列入上报名单“不因人废物”，“不以物废文”的理念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同。炎帝陵的“国保身份”也终于得以确认并公布。

    作为参与者、执行者、见证者之一，早已选边站队于上述观点，自然为之欣喜。但是，时过几年，第五批国保评审工作又遇到永州舜帝陵的申报问题，评议中有的专家又以炎帝陵初评未能通过的同样理由说事而未能初评通过。因其所据史料记载过硬，随后又经考古发掘证实，西汉至元的舜帝庙遗址确凿无误，即以“舜帝庙遗址”公布为第六批国保单位。这是湖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努力的结果。没有考古发掘的成功，又可能重蹈炎帝陵争议的复辙。这次申报的成功，也证实毛泽东“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的诗作，不是纯浪漫主义的想像之作。

    现有公布的七批国保单位的评审工作，我参与了二至七批评审的全过程。而关注度与希望值最高的自然是湖南。这并非受人之托，更非炫己之能，实为乡土滋养的本能使然，也是既有理念的驱动使然。所以但凡有争议的时候，我多是自发选边站队。例如，在审议余家牌坊时，有人认为牌坊都是宣扬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的东西，余家牌坊（又名节孝坊）自不例外。其所表彰的正是一位丈夫早亡，育有二子，24岁守节，长子早亡，上孝公婆，下抚幼子，守寡50年。含辛茹苦养大成材的小儿子，官授五品州同衔，其乡贤族人感念其德，为其请旌道光皇帝特颁旨立坊，以表彰其“立节完孤”的节孝，其子为感母恩于道光23年（1843）将牌坊修建竣工。牌坊为六柱三间九楼式砖石构建。通高21.7米，面阔8米，进深5米，共以多种形式雕刻人物、龙凤等艺术形象，工艺精美，独具匠心，建筑艺术价值很高，建造过程中附会许多传说故事以丰富其内涵。然而唯独以其节孝也未能初评通过，实际又是“因人废物”，“因物废文”的理念所致。何况如此孝节之妇，即便在今天也应以人道人性而可入表彰之列，没有她50年的孝节，余氏数口之家不都早成灰土了吗？如此牺牲自我成全家人生命的精神，只要不出于提倡、强制，则合乎人情天理，无可厚非。大概出于世道之变，人们的认识也随之更新。几年后，这个建筑艺术价值颇高的余家牌坊，在第六批国保单位评审中顺利通过、公布，自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湖南国保文物单位的申报评审过程中，颇费周折，多次未曾如愿的则是南岳大庙，以至迟迟拖延到第六批才通过评审公布。其原因主要出于专家认识不一致，而分歧的焦点又出于对修缮工程的某些正误、是非认识的差异。直至第六批评议仍反复争议而未能上评定名单。消息透风过墙以后，引发许多专家及湖南方面的反响，据说省政府方面都表示不解。素有“江南第一庙”、“南国故宫”之称，始建唐代建筑面积近十万平方米的大寺庙，为何迟迟不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即将上报审批名单之际，古建筑老专家罗哲文先生找到我，对包括南岳大庙在内的几处古建筑等申报单位未能通过评审一事十分不满，认为有失公平、公正，要我同他一起上书文物局，要求列入上报名单。我也正在为此事发愁，因不在古建评议组，没有有力的话语权，但又深感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于是就欣然同意与罗公一起再约定几名专家联名上书单霁翔局长，并请罗哲文先生以其知情、名望、权威亲自执笔起草书稿，随后送我看时，除了加重文稿语气，明白指出不上南岳大庙有失公道，难以被人接受。此外我又趁机加入一段文字，要求将同时被刷下来的湖南邵阳县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革命文物）列入上报名单，强调其抗战时期培养大批青年干部等贡献。最后由于局长的重视，特批准，在上报名单中增加上书所要求补上包括南岳大庙、塘田战时讲学院在内的几处名单并最后获得可喜的成功。此事首先要归功于罗哲文先生的仗义执言，对包括南岳大庙在内的几处落选单位申述了权威性的理由。至于塘田讲学院，可能与我趁机为它“搭上便车”有关，因而获得意外之喜。

    现在，再返回老家邵阳市及其所辖县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上来。作为生长之地，自然涉及更多更广一些。首先是隆回的魏源及其故居。改革开放以后，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编著《海国图志》供“师夷”之用的魏源，成为最受国人关注和尊重的近代历史人物。他的思想、论述引起更多学人的研究和宣传，其地位与影响与改革开放同时提升与增强。保护其故居文物，宣传他的事迹、思想，已经成为隆回人，特别是“少数关键人物”的“热门话题”和重要任务，他们深知做好魏源这篇大文章，将成为隆回改革开放，致富图强的巨大驱动力。所以保护维修故居文物，开展魏源学术研讨，建纪念性的魏源图书馆，开发“魏源家酒”等一系列活动都相继搞起来。1996年，故居顺利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国家多次拨专款维修故居和搜集文物资料。由于其声望、影响之深远，所有各项保护工作都依规如愿。本人也顺势为之助些许之力，如遵嘱请赵朴初老先生、全国书协主席刘炳森先生欣然命笔题写“魏源图书馆”、“魏源故居”名牌，至今成为不可再得的墨宝。此外，去年竣工开放的“邵阳市博物馆”，也由我遵嘱请现任全国书协主席苏士澍先生题写。虽都是区区小事，却也都是出于对故乡的一份心意。

    邵阳北塔，2001年6月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前的维修工程，由中国文研院一位古建高工主持。申报国保时，我曾咨询她对塔的总体评价：在南方，明代的塔今天也不多了。其造形、结构都有特点，原状保存也不错等等。我说邵阳市申报国保有可能通过吗？她说要在北方文物大省就不好说了，但在江南这样的砖石塔还不多见。我请她适当时候给予支持。物以稀为奇，物以古为贵，这两条还可能算是北塔的优势吧？最后终于在犹豫与勉强中通过。我也为邵阳又可能多一处国保单位而欣喜。2002年，我回乡探亲时，我又故地重游，再次登塔，欣赏“屿扼双流合，江涵一郭烟”（魏源诗）的胜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邵阳市二中读高中时，曾携来多友曾游，上过东北对峙的东塔和北塔。而今东塔已经新材新建，文物价值消失殆尽，难免有几分惋惜。“重到头将白，前山依旧青”。（魏源诗句）而我重来时却是个“退伍老兵”了，只能再次欣赏先贤诗句了。蔡锷故居、公馆、墓葬捆绑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是个时间早晚的事情。所以偏晚，可能是分合未定的原因，省文物合并上报是促成其评审顺利通过公布的关键。三合一，地各一方，管理亦各行其是，但必须统一到省文物局。邵阳故居原有一座老式农舍，背靠小山丘，林木葱茏，颇有一点农家气韵。但其左侧曾新建一栋洋式二层小楼。我2002年去瞻仰时，曾写一段这样的话：洋式楼房“把故居建筑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且古今对照，彼此格格不入……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败笔”。大概出于“所见略同”，公布国保单位以后，市政府部门拆除洋式建筑，并在原故居左侧复建故居偏房，恢复故居整体原状，并对其四周环境进行了整理。在复建偏房过程中，审批工作颇费了些周折，拖延了不少时间。市文物部门找我到国家文物局了解情况，顺便作点疏通工作，最后如其所愿，完成复建任务。因为既未见到整修后的实物场景，也未得到照片反映，究竟实况不明，不便妄加评论。但是，内心深处但愿故居能完满再现其主人的童年风采，真实展示这位风流人物的清贫家世，充分发挥将军故居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这就无负故居守望、管理、整修者们的片片艰辛、心血。

    第七批国保文物单位的选报工作，可能由于风传评报数量较大，激发起各地申报的积极性。此间，邵阳市、隆回、洞口、武冈、绥宁等县市都有人找过我了解情况，希望给予支持。我的回答是：自己早已是“退伍老兵”，耳目闭塞，如不被邀请参评，发言权就等于零了。同时也都建议要事先做好宣传工作，认真过细做好资料搜编，利用各类媒体传播、展示出去，并将此作为申报资料附件。我还表示对有些申报单位的文章，可以助“半臂”之力，或推荐于有关报刊，或选登于自编期刊。对于人力不足的地方，还可以约请相关专家实地考察，协助当地文物部门写文章等等。例如武冈古城墙、黄埔军校二分校旧址，记得都帮过类似的忙，刊载过他们的文章。洞口的宗祠建筑，黄慧湘所长早就寄来照片，要求申报国保单位积愿已久，我也早已有所知晓并赞成他的努力争取。但也好像有第六批的失落之憾！这一次可要保证成功才是了。为此，我建议县文物部门特约省文物局专家曹砚农先生多次赴洞口作实地考察并撰写专题文章。2008年9月——2009年6月，曹氏两篇大作《试析宗祠建筑文物的功能与价值》、《湖南洞口“曾八支祠”的古韵新声——再谈宗祠建筑文物的功能与价值》先后在《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保用视野》期刊上刊登问世，获得普遍好评。已故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读后欣喜异常，特地给我打电话表示对曹氏两文的赞赏，认为文章把宗祠的兴起、性质、价值、功能、发展等等都说透了，并有其独到之见，是好文章，值得拜读等等。他同时指出宗祠是古乡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村落文化的精品，是珍贵的文化财富。文章所据的宗祠建筑气派、特色都独具一格，其价值确实不可低估，文章作者的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功。最后，申报任务圆满完成，为保护古村落文物提供了新的范例。至于所刊发的文章对申报成功有无作用，那只能是运动员赛跑到了终点就是尽力了。

    年年春日倍乡思，尚有余情未了时。隆回还有两处名人故居尚未完成国保申报评审公布任务。即“邹汉勋世家故居”（建议下次申报时改用此名更符史实？）和谭人凤故居在第七批国保评审时因数额所限而被删除未果。基于文前所述理念的驱动，对此两处申报评审工作，我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并为之付出一番心思，尤其深感七代人一脉相承研究舆地、地图学之难能可贵。在申报之前，我还特地建议县文化局邀请曹砚农先生专程作实地考察，并写作《山野柴扉，学人辈出——访邹氏舆地世家祖居纪实》长文，于2009年10月刊在《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保用视野》期刊上，集中把邹氏世家事迹与故居，从久久尘封于深山老林中展示于世人。与此同时，我还帮助联系在《中国文物报》上刊出专版，县书记、文化局等撰写专文宣传邹氏故居保护的重要性。在评审过程中，我曾多次致函局领导强调其特殊性、重要性。文物局为此特派专家赴隆回作现场考察，结果一致肯定其申报的合理、合条件，所以一路顺风通过，后因国务院提出所报名单数量过大，要求以不能超出多少多少处为准，而且要求从快定夺尽早报批，最后只能由少数并不悉知申报情况的专家仓促定案而被删除之。本人对这两处故居是实地观察过的，邹氏家族对我国舆地学的研究和发展贡献之大是前无古人的，我曾有拙文作过简浅介绍，并指出过去评审国保单位存在重党、政、军，轻科、技、文的偏颇，致使一个七代相承专攻舆地、地理、地图学的家族和谭人凤以及贺绿汀等名士、名家都“名落孙山”，尘封山坳，实在令人惋惜。据知今年将评审第八批国保单位，希参评者能记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记住习总书记“发展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指示，让那些尘封百年的科、技、文发明家重光于世，启迪来人，感召后代。

    “天涯倦客”，老态龙钟。正是出于乡愁的感召，我对故乡文物保护的些许关切，也算是一份感恩，一份心意！尽管是“蚁衔一粒”之微，但同是一片拳拳之情，一片眷念乡土之心。正是出于乡愁的感召和对当时县领导同志专力于家乡脱贫致富的感动，在世纪之交的一个紧要时刻，为隆回保留“国家贫困县”名份和制订全省第一个县旅游发展规划也作了一臂之助，收到可喜效果。也正是出于乡愁的感召，在人生最后十公里的旅程上，毅然将我所收藏的部分图书共1200卷（册）无偿捐赠给隆回县“魏源图书馆”，让它所承载的文明、知识有可能传播到故乡的学子乡亲。但是，所有这一切，实实在在的微不足道！真真切切的一粒之微！拳拳款款的乡土情怀，完完全全的乡愁感召！这是我引以为自慰的人生快事！现在将此示之于人，也纯属“记住乡愁”，勿忘故土，更希望湖南文物强省更强大，为提高三湘儿女的文化自信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发表于2018年《湖南文物》期刊第二期）

    作者简介：彭卿云，隆回县岩口乡星塘村人，文博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59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工作；1989年兼任《中国文物报》总编辑、社长直至2000年；1992年起任国家文物副局长；2000年任中国文物学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2004年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法人代表。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2001年4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