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丨王蒙、龚曙光、何立伟对谈写给世界的“情书”

王蒙、龚曙光、何立伟就新书《生死恋》展开了一场文学对谈。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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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记者 郭薇灿 蔡娟 袁思蕾 胡邦建 摄影 杨杨 长沙报道

深秋，当书香邂逅花香，一场午后关于爱情的文学对谈如期开启。

10月27日下午3点，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湖南新华书店集团承办的“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王蒙《生死恋》新书分享会暨文学对话”在长沙乐之书店天心店举行。

现场，伴随着轻扬的钢琴声，耄耋之年的“国宝级文学家”王蒙为读者分享了他写给世界的“情书”，并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中国作协全委、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何立伟，围绕《生死恋》，展开了一场文学对谈。

“不管写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生命摆进去”

“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自《青春万岁》始，王蒙的小说创作已逾65年。纵观其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饱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与激荡文坛的震颤之音，到1970年代的异域风情与时代隐思，再到1980年代的艺术探索与内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他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兴盛，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此次，王蒙带来新作《生死恋》，更是以锥心泣血的生死爱恋，为人心立碑，用欲说还休的命运流转，替世道存照。

此书的前言里有着这样一句话，“王蒙老矣，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正如龚曙光所说，虽然读着王蒙先生的书长大，但也与其他读者有着同样的好奇，一个86岁的人，怎样写爱情小说？

直到他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才明白这场生死恋是王蒙式的生死恋，是中国社会的生死恋。“王蒙先生用简短的爱情故事，概括了中国100年来社会的变迁。书中没有写任何社会大事件，而是把一个爱情故事真正牵到了社会生活变化最深的那一部分，那就是人心，那就是世道，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普普通通的人，在社会的碾压中，那一点生命的微光，那一根生命的豆芽，是怎样艰难生长出来的。”

龚曙光认为，《生死恋》中既有社会的刻薄，也有社会的宽容。在书中，王蒙虽然写到了生死，但没有声嘶力竭，而是处在一个非政治、非社会、非经济，但又与上述这些相关的生命状态。“我觉得王蒙先生给予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不管写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生命摆进去。从最早的《青春万岁》中，他对生命发出的畅快呼喊；到后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青春的生命遭遇的第一声叹息；再到后来，《以春之声》对于社会变化的欣慰感；当然还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这些作品里都有王蒙先生自己一份独特的生命价值。”

《生死恋》收录了王蒙最新创作的四篇作品，分别是中篇小说《生死恋》和《邮事》，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生死恋》写爱恨情愁生老病死，行云流水却力透纸背，家长里短却波澜壮阔，寄托着作者对世间万象人生悖论的深度思考。《邮事》为非虚构小说，讲述作者几十年来因为领取稿费而与邮政、邮储打交道的经历和感受。《地中海幻想曲》与姊妹篇《美丽的帽子》讲述隋如意有着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和身份等，却在谈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都在活跃

尽管窗外的小雨让空气中多了一份深秋的寒意，但活动现场却是热闹非凡，三位嘉宾的对谈不时引得现场读者的欢笑与掌声，来到现场的读者年龄跨度很大，甚至还有着许多拄着拐杖的老人。

“写小说太让人高兴了！”王蒙感叹，这种写作起来如醉如痴的幸福一如他在序言中幽默的说法：“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到替代的，人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或者说‘哆嗦’，其实我更应该用的是‘嘚瑟’，连一只猫都能写活了。”

这恰巧也是让何立伟感到佩服的地方。“王蒙老师是86岁的少年，比18岁的少年更有魅力。”上世纪80年代，初出茅庐的何立伟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对于其他作家有一股不服气的劲，但对于王蒙，何立伟却是服气的。“在那个年代的作家里面，王蒙是最有现代性的，他把西方现代小说的许多手法融入进来，行文就像语言的狂欢。”何立伟表示，读了王蒙的作品，忍不住会有一种写小说的冲动。

“我一直把王蒙当做我的恩师，在上世纪80年代，他推崇了很多新人新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何立伟表示，通过《人民文学》的平台，推崇新人新作，创造了一个新生代的文学生态，是王蒙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功绩。

何立伟谈到，从80年代读王蒙先生的小说开始，到现在的《生死恋》，他的行文都有一种汪洋之势，一泻千里，“意味着到现在为止，王蒙先生都是激情飞扬，状态饱满，思维敏捷的。例如《邮事》里很多地方都写了当下的生活，包括微信这种通信工具以及各种网络语言。证明他永远保持了自己的新鲜感和捕捉能力，永远不会和当下的生活脱节。”

龚曙光谈及最近文坛的两个相反趋势，一个是一批散文家讲散文的虚构，另一个是一批小说家在讲小说的非虚构。“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以现在读王蒙先生作品的角度来说，会有更大的意义。

“在王蒙先生近90年的人生中，他所经历过的事情，已经通过他的生命进行了典型化。也就是说，他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仍然记得的东西，其实是他经过了生命中无数人的典型化，再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哪怕是‘虚构’的，也是典型化了的东西，是来自他生命中的东西。这其中蕴藏着王蒙先生的人生智慧，因此，这些所谓‘虚构’出来的作品，可能比他早年的作品，对我们来讲有更大、更多的价值。另一类即所谓的‘非虚构’，其实在文学史上是有的，我认为这将可能成为王蒙先生创作的又一个类别，而且会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

龚曙光说，在非虚构这一类小说中，最有名的不外乎《世说新语》。毫无疑问，《世说新语》是非虚构的，但他又被归类为小说，那么，“非虚构”的东西怎么又变成小说了呢？他认为，任何一个文学家所写的东西，其实都是带有真实性的，这个真实性，说的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就是情感经历的真实性。“只要以小说的情绪去营造一种小说的氛围，任何故事沉进去都是小说，我就是这么来读《世说新语》的。王蒙先生今后如果更多往这个方向进行创作，我认为，他写的东西就是现代的《世说新语》。”

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

三年前，王蒙就曾在一篇散文中写过，“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忘情于奋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写革命的豪迈、成长的代价、沧桑的热泪、生活的芬芳、人心的不渝。”

三年后，王蒙将这本《生死恋》视作“写给世界的情书”，希望用文学滋润普天之下的人生。

从《生死恋》到《邮事》，从《春之声》到《蝴蝶》，一种文学豪情依然如故，何立伟坦言，这是他读王蒙作品的一大感受。“《生死恋》故事很简单，但写得很丰富，写了当下社会一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写出了中国社会的复杂人性，以及对爱情、家庭和生死的那种复杂心理。”何立伟表示，哲学的最终命题就是死亡，很难说得清楚。他坦言，自己特别喜欢王蒙写现代生活，以及关于爱情、生死的那种无褒无贬的态度，这是对世态的一种看透，更是一种巨大的宽容。

在读者提问环节，王蒙也回应了自己为何在耄耋之年还能写爱情。他说，86岁也好，96岁也好，106岁也好，只要还活着，他对爱情应该就还有记忆，应该还有感触，应该有向往，应该有回忆。只要不是死人就得活着，只要是活人就有活人的情感，有活人的待遇，必须享受活人的待遇。如果写作，还得有这个系统性，有这个趣味，有这个“嘚瑟”劲儿的话，应该坚持写。

王蒙表示，去年热烈地纪念了改革开放40年，今年更加热烈地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年。这70年里，每个人命运的变化太有意思了，尤其是放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就像爱情，什么时候都有，都有它不变的那一面，相互的吸引、相互美好的想象、相互的迷恋等等，但人们对爱情的体验又随时跟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正如龚曙光所说，古往今来，以生死阐释爱情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与现今一些作家滥于煽情截然不同，老一辈作家更习惯透过历史和生活的厚重底蕴，让故事更具有人间烟火的质朴与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