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王船山与王阳明，两人有何不同？

      不断有人问我：王船山、王阳明有什么区别？看来这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王船山，主观上生活于明朝晚期，客观上生活于明朝晚期、清朝初年。

    王船山不承认清朝，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出门打伞、穿木屐，“悬续”于明朝。我思考了很多年，今日姑且创造一个新概念，曰“悬续”。续，是延续过去的事实。悬，是甲事实在乙事实之中，既表示中止乙事实，也表示乙事实包容甲事实之汇入。据此，你想当唐朝人，马上进入唐朝。你想生活于宋朝，当下来到宋朝。博物馆里面一件唐朝的文物或古董，是“悬续”的。

    王阳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明朝社会失序，人性异化，权力、金钱（市场）不受制约。王船山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明朝灭亡、清朝兴起，一切都崩溃了，在当时谓之“夷狄灭中国”“亡文化”“亡天下”。这是颠覆基本价值底线的问题，绝对不可接受，必须尊王攘夷，重建中华文化正统。

    王阳明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程朱理学的异化、世俗偏见、杨墨、佛老等。在当时，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王船山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满清夷狄、世俗偏见，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异化，还有佛老、杨墨等。有一点，必须承认，王阳明心学是王船山的批判对象。

    以今日的眼光看来，是明朝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让一种“思想”完全对此负责，有失偏颇。理性不足，生产力低下，一切都不平等，自然产生自私自利的分配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又难以制衡权力、金钱，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均衡状态，当然会出大问题。

   生产力不发达，利益分配偏向不平等，强势者多得，弱势者少得。如果平均分配，大伙一起过苦日子。不仁道的分配方式，占据了大多数领域。譬如说，古代的工匠学徒制，拜师求学，在三年之内，相当于奴隶。资源有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般而言，徒弟学成，要远离师傅的地盘（领地），避免利益冲突。

    在古代，大量的体力劳动者通过辛苦的劳作来养活少数人。少数人，也包括文人骚客。这些大量体力劳动者，既处于社会的底层，又受到了压制和歧视，可谓普遍遭遇不人道的对待。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多少人为此主持正义呢？又有多少人为此忏悔过呢？

    当然，理性不足，知识分工不精细，各界处于相对蒙昧状态，也无法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几千年来，虽然在实践之中自发萌生“天下为公”的追求，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但是尚未上升到理性。譬如孟子主张以道抗势，有制衡权力、金钱的追求，但是没有硬的制度设计，道德太软了，无法证成天道正义。

      应当说，内在价值，需要用硬的外在制度来获得保障。古人也晓得，道德必须依靠宝剑来证实，因此，孔子、屈原、王船山均佩有宝剑。

    也显然，在古代，不仁道的分配，也是通过制度、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多种东西来提供保障。因此，古代的有些“道德”，现在看来并不符合现代的道德了。

    傅山《圣人为恶篇》讲到一个问题：不平等的东西，有各种理论依据，并且贴上了“善”的标签；平等的东西，既找不到理论依据，也被视为“恶”。怎么办？靠创造发明，靠圣人为“恶”。浙江宋恕是王船山的粉丝，“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可谓站立在公道上为“苦人”创造意义、理论依据。

    依发生学而言，各种利益体主张自己的诉求，通过实力博弈确立了利益分配样式，并立下法则，成为共识、传统。但是，社会变化日新，需要不断修改分配样式。既得利益群体要继续维持现状，实力增强的或新生的群体要重新立法，修改既成分配样式，于是发生冲突，当然，最后双方达成妥协。

    在明朝中期，理性不足，生产力低下，一切不平等，世人走向了尔虞我诈的博弈，充满怨尤、仇恨、鄙视，相互排斥、隔离，大多数人充满“失意感”、“烦闷感”。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云：“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为此，王阳明继承了程颢的“万物一体之仁”，像墨子一样用“兼爱”来化解矛盾，谓之“拔本塞源”。其实，宋朝的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也是这个意思。

   对此，王船山则提出“人类一体”、“人、物一体”、“人、物相协”、“同类相救”、“强弱互保”等主张。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理性的人，自己的主人，一个公民；其次应当承担天道正义的责任，与他人、万物和谐相处，共同进步，最后证实“各正性命”。谭嗣同受此启发，提出了“以心挽劫”说，要拯救东方、西方一切生命，被梁启超称赞为“世界主义”。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俗话说，结婚，先要谈情说爱。一对夫妻，相互不爱了，充满怨恨，自然会分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仁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儒家讲仁爱，分两种，一是普世性的仁爱，对任何一个人持有相同的爱意，平等对待，曰公爱；一是对私人领域内的仁爱，有情分的厚薄，等差对待，曰分爱。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人持平等的仁爱，曰一视同仁，曰普同一等。因此，政府公务员之德为仁，仁、义、中、正、公，不能沦为分爱，只爱熟人。

    儒家发仁爱之心，佛教发菩提心，都是建构信仰的前提。仁爱之心如山若石，不动摇，坚贞不贰，主体对外宣散扩充，“王者无外，无远近，大小若一”，所以孔子说“仁者乐山”。不管遭遇什么，此心不动。然而在现实之中，人没有发仁爱之心和修持工夫，因受到过多的伤害，会怨天尤人，内心充满仇恨，报复他人，伤害无辜。其实，古人也认识到了，一方面，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另一方面，受到伤害，仁爱之心不动摇，宽恕他人。可见，作为现代公民伦理的基础，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和宽容他人，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

    王船山还提出了“成均”理论。他认为，天地之数五十五，阴数三十，阳数二十五，阴阳之数不均，怎么办？制器成均。制器，可解释为创造器物、制度、意义等。成均，相互制衡，成就平等。

  一个东西处于制衡状态，才是稳定、和谐的。夏天酷热，少穿衣服；冬天寒冷，多穿衣服。权力制衡权力，金钱制衡金钱，公民社会制衡权力、金钱（市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常识了。但是，王船山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已提出来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信用与资本成正比。借钱，要有抵押物提供担保。即使借债人将来破产或逃跑了，也不必担心。古代订婚、结婚，要先送彩礼（订金），也是有道理的。用订金表示诚信，让人遵守契约，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制衡办法。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平等是永恒的。不平等，有理性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资源不平等、能力不平等，等等。不平等，会产生冲突，必须采取“尊王进夷”的办法，扶助弱势，促进平等。没有理性的人，往往是一味采取尊王攘夷的办法，排斥、隔离弱势，甚至于欺压、鄙视弱势。自然，弱势会报仇，摧毁强势。不平等的状态，会引发相互仇恨、鄙视，彼此摧毁。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所讲的明朝现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怎么办？设计优良制度，成均。譬如说，王船山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法学家，提出了虚君共和、依宪治国、宽下严上的主张，这些思想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所以，谭嗣同说：“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案其言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子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远西虚君共和之治。此先发之矣。”王船山还有许多“成均”的主张，不一一不赘述。

    观照几千年的历史，人类必须承认自身不足，有种种缺陷。因此，要设计制度，防范缺陷带来的灾难。王阳明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王船山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

  在心学方面，王阳明、王船山都讲“心外无理”，但是又有分别。王阳明讲“心外无理”，是心即理，是“以心造理”。王船山讲“心外无理”，是心具理，理生心，心生理，“以理造心”、“以心造理”兼备。

   从哲学来说，先要认识世界，再依据所知内化于心，之后依据心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先认识事物，产生事实判断，即“以理造心”、“心具理”，再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价值判断内化于心，即良知。良知是存量，应当不断扩充知识，继续储存。良知发用，呈现出来，是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

    朱熹主张认识外在的“天理”，但是如果内心动力不足，则要安装王阳明的“良知”，才能持久行动。如果仅只安装“良知”，没有新知识，在面对新事物的情况下，“良知”虽有作出价值判断的追求，但是不能作出有实效的价值判断，完全无效。譬如，一个不懂开飞机的人去开飞机，虽有“良知”，但是“良知”无法产生效果。

    为此，王船山主张“研几”，此几，为内几、外几。几，是理性、德性，也即道、德，又表现为未来趋势。合内外之几，“良知”才能有效。几，既是永动机，也是校正机。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讨论问题，是基于当时的知识、技术的，或者说，基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在王阳明时代，没有知识大爆炸，已有“良知”够用，可以忽视知识、技术，或者说，当时的知识、技术是自明的，不需要随时提起。而今，对世界的认识日新月异，科技也水涨船高，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的事实判断尚未达成，遑论新的价值判断？如转基因、人工智能等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没有一个定论。纵使有“良知”，也无法在转基因领域内呈现效用。因此，王船山提出“知能”日新，求知是无止境的，不能在已有“良知”之处停下脚步。

   “以理造心”，是追求知识，在低级阶段。“以心造理”，是追求价值，在高级阶段。王阳明的“致良知”立基于已有知识，偏重于高级阶段。这个也没错，受众不同。但是，受众“理性不平等”，可能误解王阳明，忽视“以理造心”，产生流弊。也许这正是阳明后学的不足之处。

      王船山讲“心外无理”，是看到王阳明心学的漏洞，因此提出了“以理造心”、“以心造理”兼备，辩证看待，不可顾此失彼。

    港台新儒家牟宗三以陆王为正统，程朱别子为宗，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依据我的私见，陆王心学讲的偏向高级阶段的事情，程朱理学讲的偏向低级阶段的事情。对于全球的学问而言，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提供低级阶段的学问，中国文化可多讲高级阶段的学问。问题是，没有低级阶段的学问，高级阶段的学问也不好讲。二者是一个整体，相互作用，不可割裂。

    王阳明心学讲“致良知”，是给人安装“永动机”和“校正机”，让人无所畏惧，自信自在，充满无穷无尽的能量，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也时刻作出价值判断而保证正确。对于一个人而言，“致良知”是安心、安命，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充满“失意感”、“烦闷感”，保障个人正确。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老板、员工“致良知”，心心相通，团体组织效率最大化，保障企业正确。当然，这是基于既有知识而言的，面对新知识爆炸的处境，“致良知”无效，要请王船山来搞科研。

    王船山看到了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安心、定心的法门也就有所不同。王船山看到了“不均而不测”，即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知能”日新，扩充知识；另一方面，要自信、守气，“不动如山，决机如水”。

    自信，尤其是颠覆一切、自主创造的自信，是一切创造的前提。全球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专家无不十分敬佩中国古人所取得科技成果，认为每一个发明创造都是原创性的。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丧失了这种创造力了呢？我倾向于认为，在众多原因之中，失去了自信，是一个首要原因。没自信心，缺乏勇气，谈何创造呢？

    在古代，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自信，相信“中国人”居住在天下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古人讲，“中土难生”，意思是说，降生在中国，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王阳明、王船山都有“圣人精神”，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圣人精神，偏向于高级阶段的价值判断，忽视了低级阶段的事实判断。王船山的圣人精神，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兼顾，是科学精神、仁义精神的统一，德性领导理性。为此，王船山依据《周易》提出了“三圣”说，先圣发明创造器物，相当于科学家；中圣发明创造制度，相当于政治家、企业家；后圣发明创造、传授各种知识、技艺，相当于学者、教师等。王船山认为，中国古代有一个“圣人传统”，圣人不断创造发明，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不灭，并且在古代长达1000多年内为世界第一大国，各个方面保持全球领先，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种圣人，是“永动机”，乾乾不息，“从大段辛苦来”，可谓之坚苦。持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有冒险的胆识，接受不确定性，无所畏惧，永远向前，勇猛精进，这是圣人的大雄大力。圣人承担着天道正义，对天下负责，因此，天下有罪，是圣人之罪。自明朝以来，中国文化停滞不前，不断被欧美超越，从世界第一大国沦落为屡遭欧美侵略、奴役，是圣人之罪。

    人，一旦启动了庄子所谓的“机心”，会进入竞争状态，追求效率最大化。实现效率最大化，一是靠理性，或者说知识、科技；二是靠团体组织；三是靠内心动力。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梁漱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面前的不足之处，因此将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其实，王船山在阐述“圣人传统”时早已言之。科学技术，是先圣的事情。团体组织，是中圣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基础，文化精神是灵魂，此即三圣之事。目前王阳明心学对于企业管理的贡献，仅限于内心动力，而对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而言，必须依靠王船山了。或者说，在拥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优势之后，可以畅谈王阳明心学。

    熊十力对王船山偏重于“知能”日新、不讲“致良知”有所不满，他晚年在家里设立三方牌位，一是孔子，一是王船山，一是王阳明，每日祭祀。我觉得，熊十力对王船山有所误解。王船山对于“知能”日新、“致良知”兼备，上、下方以智，前、后圆而神，只是因为当时“致良知”流弊太大，怕误导人，表述的形式有所不同，明的讲得少一些，暗的讲得很多。从逻辑上讲，读王船山的书，可弥补王阳明的不足。

    王阳明心学具有颠覆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向度，在世人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点燃了进步的希望，因此十分流行，门徒遍布天下，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影响，而其流弊也大，到了明末清初成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尤其是明朝灭亡后，一些士大夫有负罪感，纷纷忏悔，隐居起来，批判王阳明心学。从此，王阳明心学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中国近现代史没什么影响。而在17世纪初，王阳明心学东传日本，后来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对明治维新有催化作用，二是与陆九渊心学一起成为建构日本商道思想的原料。日本充满传奇色彩的稻盛和夫，是王阳明的粉丝。

    王船山在明末清初没什么影响，躲藏于深山老林，预言死后200年著作“始显”、500年“吾道”“大昌”，重建中华文化正统。也果真如此，1839年开始，王船山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其思想既是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崛起的指南针，也成为辛亥革命的理论武器，有无数著名历史人物追随，譬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张謇、章太炎、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秋瑾、蔡元培、陈天华、于右任、宋恕、梁启超、胡适等，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被追尊为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1906年，《东方杂志》认为，王船山与亚当·斯密并驾齐驱，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范旭东、龙璋、聂云台等湘商对王船山推崇有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洪门至少在清朝末年推崇王船山为五大始祖之一。据朱琳于1940年写成《洪门志》，1947年正式出版，被司徒美堂称作“洪门圭臬”。该书《香堂总令》中说：“始祖只留五个人，一个一个说分清。一名本是殷洪盛，傅青主是第二名，三名本是顾炎武，黄梨洲是第四名。五名本是王夫之，反清复明大举义。”

    医药说明书，既指出有效性，又指出缺陷，这值得我们学习。我主张客观分析，指出一个人的长处，也指出一个人的短处，研究其背后的“为什么”，讨论这些东西对现在、未来有何参考价值，并且考察有效性的变迁。

    知识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带有抽象性，也具有偏差性，随时被推翻（证伪），而在实践中，已有知识在新条件下可能有效，也可能失效。有两位企业家似乎有点不自信，说他们理解的王阳明，未必“正确”。我说，不要太在意“错误”“正确”，而在历史上，“错误”的东西有效，屡见不鲜。在实践的过程之中，也不要太在意对书本“理解”的“错误”“正确”，只要行之有效，不必管“错误”“正确”。

    朱熹、王阳明、王船山，都是大儒。从朱熹到王阳明，再到王船山，是一个辩证逻辑链。虽然学术史评价朱熹、王船山并驾齐驱，为两座哲学最高峰，甚至于说王船山与康德、黑格尔媲美，说王船山、黑格尔是东西哲学的两座最高峰，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陆九渊、王阳明。陆九渊、杨简、王阳明，是心学的最高峰，但著作相对于朱熹、王船山而言太少了。杨简的成就比老师陆九渊要大，可是古人碍于名分，不太提及他。

    评价一个思想家的伟大成就，一个方面看著作内容，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看心智、境界。论著作内容，朱熹、王船山的学问十分博大，陆九渊、王阳明没法比，有点单薄。但是，论心智、境界，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是可以平等的，都是一流哲学家，可以启发世人，并产生效用，只是有“时”罢了。

      当然，今人要善于吃火锅，兼容并蓄，集百家之长，不可盲从、狭隘、偏执，堕落为邯郸学步。

文/黄守愚